台北制造,上海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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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北制造，上海流通创意的城市生产线上海种下100个创意园区，不缺人才技术，独缺宽容的环境；台北培育创意土壤，让创意借台湾的环境开花，借上海的市场结果，最后贩卖的依旧算台湾出品—在创意产业的城市网络与生产链上，较量的首先是政府的制度创意。“在崭新的城市架构下，创意是主要通货之一。好奇心、想象力、创意、创新与发明这五个关键词，则形成了无懈可击的五重奏。”在查尔斯?兰德利写的《创意城市》中，将创意比喻为城市的“通货”。显然，“通货”的意义不仅在于精神财产，还是真金白银__?个在世博期间常被引用的数据是，2009年上海创意产业总产出达到39D0亿元，占至ljGDP的7.7%。中国创意产业的一大

2、高速增长点，叫做“上海”。2010年2月，上海进入联合国创建的“全球创意城市网络”；2010年5月，世博开幕推动了上海创意产业升级；2010年6月，来自上海、香港、台湾以及内地多个城市的150多位关于“刨产”的政府决策者、经营者、投资者、工作者与教育者扎堆上海，参加由香港当代文化中心发起的“中华创意产业论坛”__这是一场较量，在隐隐成形的创意城市网络与生产链上，较量三地政府的制度创意。上海、香港、台北的创产政策差异，再次提醒了上海的“欠缺”：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级的兴起》中提出了创意城市的“3T”理论，即人才(l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宽容(Tolerance

3、)。在“中华创意产业论坛”上，这样的声音时有听闻一一上海种下100个创意园区，不缺人才技术，独缺宽容。台北，香港，上海的创意土壤2003年，詹宏志邀请英国伦敦CEC(创意企业家俱乐部)的一些成员到台湾交流。十几个人都坐在台上，詹宏志在底下看，注意力就放在了CEC的成员身份上__有政府官员、有民间的创意产业人士、有教授、有大小企业家，有投资人……“他们还没有开始讲话，但看到这些人坐在一起，我有点明白，为什么英国的创意产业，比我在台湾看到的，要发展得好。”詹宏志说，“在我们的创意产业里，我们坐在一起的，左边是大部分情况下什么都不知道的政府，右边是束手无策的创意工作者。但在其他地方，我们会看

4、到银行家跟创意工作者坐在一起。”詹宏志是台湾网络家庭国际资讯公司的董事长，同时身兼出版人与电影人身份。让他困惑的是创意产业面临的社会环境：“以前在做出版的时候，我们去找银行来贷款。银行说你有没有东西可以抵押，我说没有；有没有办公室可以抵押，我说没有。但是，我有金庸的版权可以抵押，银行就不知道怎么办。但在民间，如果我拿不出钱来，我把金庸的书拿给印刷厂，说我把1000本书放在这里，你先让我印。对方会答应你，因为他认识到它的价值。”“新闻局每年都换一个局长，每个局长上台都问我意见，有什么办法可以促进新闻业的发展。我说我今天的说法跟10年前是一样的，你可以把去年的录音带拿出来。他们都是从头学起

5、，他们来不及知道我知道的事。我们说创意产业需要跨界，不只是艺术领域的crossover，而是跟创意产业发展相关、有共通作用的人如何能够了解彼此，认出对方的价值，找到共同的语言。”这是詹宏志的希望。“政府是一个名词，它只代表一个体系。什么样的人，可以在政府发挥一个怎样的力量，才是一个重点。”香港话剧导演林弈华说。“香港有多个旗舰剧团，是政府负责给钱的。像我这个剧团是两年制，然后每年去续约，让我们有足够行政费用，当然制作费用就不包了。每一个演出场地，也都有地区的津贴。这一直以来归入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政府财政预算里。台北也差不多是这样，主要是两厅院，即中正文化中心管。他们是政府的下属机制，拿

6、政府的钱，给市民带来戏剧活动。在香港和台北，政府会邀约你创作话剧。”在内地城市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对不少“野生”的话剧团来说，“市场”是最重要的事。林弈华2007年在北京做“包法利夫人们”，就是一家北京的演出公司负责人看着喜欢，帮他们做了全国巡回演出。随后林弈华的话剧，时常“都是北京的演出商用他的人脉与网络，和我们合作做新项目”，“我们基本上不是在地的创作，演员是台湾演员，我是香港的导演。它是在外面制作的，然后带进内地的城市”。政府的支持度，决定了创意产品的城市归属。台北副市长李永萍因此并不担心台湾的创意人才外流：“分工一定是研发在台北，然后大陆跟我们进行比较产业化、商业化的量产。”到

7、最后，创意的品牌还是在台湾。李永萍属于了解创意产业的政府官员__她沿着音乐电台主持人、剧场创办人、网路公司执行副总、艺术文化环境改造协会常务理事、电视节目支持人与制作人到台北副市长的路线，一路走来。因此，在“中华创意产业论坛”上，“靳与刘设计顾问”的合作人刘小康问李永萍：“你觉得是艺术的舞台大，还是政治的舞台大?”“就人生职业来讲，当然是艺术的舞台大。但在阶段性，尤其在这个时刻的文创产业来讲，政治的决定是关键性的。政治的决定会决定一个地区的文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