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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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书学研究书法史的研究离不开几个重大的问题：一是书法现象的关注，包括书体的演变和发展，书法载体如纸、笔、墨之类材料的发明和技法的发展;二是作品的研究，包括真伪的鉴别，形式风格诸问题；三是书家的研究，包括个性心理、审美观念的变化等；四是相关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的揭示。这四火问题关系到揭示书法的历史真实，昭示书法的形式之美以及书法丰富的文化底蕴，因而不可轻视，更不可小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的书学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1.关注书法文化历史背景的揭示一切书法现象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中发生的。因此，揭

2、示书法现象的本质必须关注其历史文化背景，切忌孤立地看待某一书法现象。如隶变的出现，并不只是字体演进的必然，还跟当时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密切相关。作为隶书的特殊载体竹简，又跟笔法密不可分，故现象研究是个系统工程，偏于一端必疏于片面。再如对赵孟?在书法史上地位的评价，就离不开对其文化环境的揭示。《论赵孟?的创造》就是从历史文化背景及书法史的发展链接上看其创造的。这篇文章论述的艺术创造前提看似不关书艺，却正是赵孟?创造性的外因。这篇文章投寄赵孟?研讨会，却意外落选。这也可看出书学界对这一重大问题实际

3、是很少关心的。因此，我的书法研宄是力图从历史文化背景中见出新意。元代书法史不足百年，然著名的书家足与宋、明抗衡，其原因正是那个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元代书法的复兴与新变》写的就是这一书法现象的总结。1.关注书家个性心理的历程书家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创作的作品其风格往往不一，有时甚至差异很大，仿佛不是一个人所写。这也是书法史上较为普遍的现象。如何看待这个现象，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寻绎出书家个性的心理流程，从创作主体闪部揭示其原因。如张雨的书风淸丽遒逸，很得赵氏遗意，然其晚年的《登南峰绝顶诗》等几件作品，却是粗头

4、乱服、狂放不藕的形貌。因此，不剖其文化心理结构、不揭示其晚年思想的变化，就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本书中的书家说，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充分揭示各个书家的心理变化流程，从而在历史文化的框架屮找到其书风演进的轨迹。2.关注艺术作品的形式书法史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作品，研宄书法史重头是对书法作品的研究。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研究者们似乎迷失了方句。或津津乐道于枝微末节的考证，或不厌其烦地在史料中爬罗剔抉，而对于作品的艺术形式则语焉不详。这个疏忽，导致了艺术研究的本末倒置。即便是《屮国书法全集》中的有些艺术分析，也

5、是粗陋而幼稚。这样所谓的书法研究就成了史料的研究。故我在编全集时，尤注重各个书家书法作品的艺术特征的分析，让不同的书家的作品在形式上的特征有一个大体准确的显露。例如鲜于枢的草书与杨维桢的草书绝不相同。前者以气势胜，后者以狂怪胜：前者用笔精微，书法形态俊逸潇洒，后者用笔奇拙，线条粗细、轻重对比强烈。杨维桢用侧锋多，点的形态常有三角形的“头”。有了这种比较，就让读者有一个感性的具体印象，而不陷于空泛的结论。1.关注书法与相关学科的相融相通书法史上的大家往往既是书家，亦是诗人、画家、哲学家。关注书法与相关学

6、科的同异，极大地有利于揭示同一历史时空下的某种审美观念或书风的流行。例如，要弄懂董其昌淡逸的书风，必须同时了解他的禅学思想，他的书法之悟是与惮悟相连的。而王守仁书学思想就是他的心学思想，不弄懂他的心学历程，“龙场悟道”，也就不容易解释他的草书之心手两忘。莫是龙是诗人，他的书风豪逸俊爽，一如其诗。邢侗是画家，画上的是跋即是其书风的标志。在写邢侗的书法艺术时，一直基于找不到明确的参照框架。后來总算发现了一幅有纪年的画，才从题跋中找出了晚年书风的信息。因此，研究书法史，有时往往花很大力气走迂回路线。像王守仁

7、的全集，极难读，要找很多哲学史的著作对照读，这些看来与书学研宄毫不相干的事却正是书学研究需要的基木功夫。我的书法史研究的侧重点是书家个案研究与作品形式研究。着眼于个案，书史就实，重视书家文化心理结构的梳理就易于揭示其真；着眼于形式，就有利于揭示书法之美，离开了形式，书法之美就流于虚无。我长期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故一直想构建一部真正的书法美学著作。化十年之久苦心经营的《书法解释学》便是一个结果。书中所收的《书法本体论》单独发表后还有过商榷的文章。其实该作者根本未看懂我的文章，也不知书法的本体宄竟是怎么

8、回事。后來我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书法从认识论到本体论》，此后便止息了。我的这些文章运用西方美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艺术哲学、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等艺术理论解释书法这一审美活动。这不仅仅是一种尝试，更是研究方法的一大变革，许多以东方古典美学说不淸的“意境”之类的命题，以西艺术理论观照，清晰明了，也易于把空泛的感悟式描绘变成条分镂析的知性分析。这样，使艺术研宄有一个新的推进。不敢说这些文章有多少创见，但至少不因袭旧说，给人一个新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