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奉官” 与明成化时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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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内容提要：“传奉官”指由司礼等监太监“传奉圣旨”任命的官员，始见于明成化初，泛滥于成化末，延续于弘治、正德间，最多时达四千余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成为明代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奇特现象。本文依次考察了传奉官现象的出现及结局、传奉官的社会身份及地域性职业特征、造成传奉官现象发生的社会的与个人的因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认为：传奉官现象以不合理乃至荒诞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的合理需求、加速了成化时代开始的由讲究节俭到追求奢靡、由政府控制到个性发展、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明代社会的转型。虽然传奉官在嘉靖初被废止

2、，但其带来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却不可逆转地被普遍接受。关健词：传奉官成化时代明代社会明代前期的“严肃冷酷”和后期的“自由奔放”傅衣凌教授《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一文认为：“在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而到了雍乾两朝则严肃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明前期之严肃冷酷，较之雍乾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仅是二十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甚至也成了关心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人们的大众话题。这些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明前期的“严肃冷酷”，有关研究围绕着明太

3、祖建立极端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及“治乱世用重典”的治国理念而展开，大陆学者陈高华、陈梧桐，中国台湾学者黄彰健、杨树藩等人的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吴晗自陈，其著《朱元璋传》的初衷就是揭露其专制的严酷性。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界开始将眼光转向晚明，刘志琴、冯天瑜、万明等人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视。其实，谢国桢先生早年著《晚明史籍考》已开其端，其高足商传教授近年更多有创见。但是，这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明代史的研究出现了中期断裂。这种研究断裂不仅仅发生在明代，至少也发生在清代。当清史研究者正津津乐道康乾盛世时，近代史研究者却在研究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的衰

4、败。这其中的关联也只是在近年才有学者进行有价值的研究。明宪宗成化时代是一个几乎被研究者遗忘的时代，但恰恰又是明代历史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转型时代。迄今为止，除拙著《成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外，还未见到其他关于成化时代的专题论文和著作。丁易先生《明代特务政治》涉及了这一时代，有学者撰文讨论了成化时汪直与西厂问题，并抨击了当时的一些社会弊端，但目的都是为了说明当时的宦官专权问题而不是就这一时代进行讨论。日前蒙何孝荣教授惠赠《论明宪宗崇奉藏传佛教》(台湾成功大学《成大历史学报》第30号，2006年6月版第139-177页)，于成化时期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史实考证

5、颇详。本文所讨论的“传奉官”，也是一个被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却反映出成化时代的价值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明代社会的历史走向。事实上，一些重要的有关明代历史的著作也对成化时期的传奉官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如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2年版)，(美)牟复礼、(英)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显清、林金树主编的《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但限于体例和篇幅，未能进行深入讨论，一些史实也存

6、在错误。这些将在后文进行讨论。一、成化时期的“传奉升授”及其结局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二月十七日，也就是宪宗成化帝即位的第二十六天，司礼监太监牛玉“传奉圣旨”：升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明宪宗实录》卷2，天顺八年二月庚子。这是明代第一位既不由吏部选任、也不经大臣举荐、更不是皇帝简选，而是通过宦官“传奉圣旨”的方式任命的官员。《明史·宪宗纪一》在记载姚旺传升为文思院副使时，并没有提及具体的人名和衙门，而是直指事件的性质：“始以内批授官。”虽然定性并不准确，却指出了这一事情的重要影响。“传奉官”之名即由此而来，这一方式也被称为“传奉升授”，或简称为“传奉”、“传升”。文思院

7、是工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掌管制造金银犀玉诸工艺品、金彩绘素等装饰物，以及皇室舆辇器服等。这里集中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技艺高超的匠人，所生产的器物构思精巧、做工精致，但机构品级甚低，大使正九品、副使从九品。由于所授为品秩极低的匠官，而工匠授官在永乐、正统时已有先例《明太宗实录》卷118，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条载：“论营造北京功，授营缮清吏司郎中蔡信为工部侍郎，营缮所副吴福庆等七员为所正所丞，杨青等六员为所副，以木瓦匠金珩等二十三人为所丞。”营缮所也是工部所属机构，所丞为正九品，比文思院副使高一级。又郑晓《今言》卷1之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