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制、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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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农地制、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以内蒙古一个村落的六十年变迁为例*[基金项目]本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规划基金项目“西部村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互动:田野调查与对策研究”(07JA790017)、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资助的“农村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与农村妇女就业——对西部三个村落60年变迁的比较研究”（09BSH030）的研究成果。[作者简介]胡玉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871。胡玉坤[摘要]农地制、土地利用与可持

2、续发展是处于国际学术前沿的一个发展课题。迄今对中国乡村这三者之间关系所做的探究不单缺乏以社区为本的实证研究，而且往往忽视了村落层面非正规制度所起的作用。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该文从历史视野勾勒了内蒙古一个村落以往60年土地利用活动的流变及与之伴生的生态后果，并探究了其背后的制度因素。研究揭示，这个村不断变化的土地利用实践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正规制度与嵌入村落社区的非正规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国家农地制度中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集体行动的弱化、社会资本的丧失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等正规与非正规的制度机制的缺失都加剧了微观层面的不可持续性。这一切都折射了西部乃至全国各地带有普遍

3、性的共同挑战，有助于拓宽并加深对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关键词]农地制；内蒙古村落；土地利用；正规与非正规制度；可持续发展一、问题的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农地制度经历了四次巨变，即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地制的每一次变革不仅导致了土地和土地之上的其他自然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且也引发了土地利用实践乃至乡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然而，国家层面整齐划一的农地制安排未必在地方一级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例如，为了激励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国家一再重申土地承包30年不变。尽管如此，各地的农地制安排事实上千差万别。姚洋曾将其归为六大类：即农户经营+

4、“大稳定、小调整”；山东平度首创的两田制；以机械化集体耕作为特点的苏南模式；贵州湄潭县为代表的“生不增，死不减”模式；以浙南为代表的温州模式及广东海南的土地股份制[1]52。诸如此类多样化的土地制被公认是国家、集体和个体农民利益平衡的一个结果。马尔达文（Muldavin）对河南三个村的研究也揭示，自农村经济改革以来，尽管宏观制度环境相同，这三个地方的土地利用模式及其生态后果却迥然有别[2]。鉴于这种时空变异的特性，在国家农地制政策与法律的框架之下来检视乡村居民的土地利用实践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就变得十分必要。农地制、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是处于国际学术前沿的一个发展

5、课题。农地制度被公认为是土地等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管理一个关键性要素，因而成为考察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3]。越来越多的研究进而揭示，可持续发展既受制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也取决于社区草根层面的制度实践[4-6]。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可持续发展”概念之后，自下而上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ommunity-basednaturalresourcemanagement）备受关注，其中制度安排尤其是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在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作用常常成为学术探究的-..一个焦点[7-9]。例如，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

6、对前人有关公有资源管理的经验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梳理，并对集体行动等制度安排做出了创新性解释，她因此在2009年成为世界上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女性。来自世界大量证据表明，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而不是技术或设计问题，因为可持续性的最大障碍在于地方层面缺乏界定和贯彻可持续实践的制度设计[10]。从这个角度说，新制度经济学有关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的洞见，对于探究土地资源的利用与管理无疑是很有解释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H.Coase）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C.North）及其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为社会的游戏规

7、则并强调经济活动背后正规与非正规制度的重要性。例如，诺思认为，社会制度是一整套决定人际以及人与自然之间互动的正规与非正规的规则和规范。而且，一项正规制度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得到风俗习惯、传统、行为准则等非正规制度的支持[11]。诚然，国家的政策和法律终究有赖于在底层化为现实。在农村地区，人们的日常实践常常倚重非正规制度的逻辑。“乡土中国之不同于城市中国，主要在于大多数传统农区的非正式制度、非规范契约至今仍然是维系农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制度文化基础”[12]。约定俗成的乡间惯习，不但源远流长，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异。这些惯习常常成为国家正规制

8、度的重要支撑[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