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结构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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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结构与变迁内容提要：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到底向何处去?理论界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政策界的关注也已进入立法层次。本文利用从村庄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分析了农村土地制度在改革以后的现状，以及演化的实际路径。在文中提出了“成员权”的概念，分析了改革后结构变化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对土地产权变化的影响。　　一、所研究区域的基本特征　　为了研究包产到户以后中国农地制度的变化动态及其影响因素，我们选取了有一定代表性的8个样本县作为研究对象。它们是：浙江省的鄞县(10个村)、乐清市(10个村)

2、与绍兴县(10个村)；河南省的卫辉市(10个村)；江西省的安福县(6个村)和南城县(10个村)；以及吉林省的公主岭市(13个村)和德惠县(13个村)。样本区域的选择主要考虑了这些县(市)在经济结构、农民收入、生活水平、作物类型、地理位置、以及土地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性。　　浙江省的30个村子位于我国东部，是传统的粮食高产而土地资源却极其稀缺的地区，它们同时又是改革以后结构变革最为显著的地区。在推行包产到户之初，这3个县(市)的粮食亩产就高达600公斤/亩。当时在鄞县和绍兴就已积累起一定数量的集体

3、资产，1981年，这两县的村人均固定资产已分别达近30万元和17万元，人均收入也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532元和396元。改革十几年来，浙江的这些村子尽管仍然维持着粮食的高产，到1993年时，亩均粮食产量分别为733公斤、683公斤和898公斤，但是它们的人口同土地资源之间的紧张状况更加突出，1993年，鄞县、乐清和绍兴的人均可耕地分别仅0.89亩、0.44亩和0.66亩，人均可耕地分别比1981年时净减少了0.29亩、0.17亩和0.16亩。耕地资源的稀缺，使得这几个区域不得不加快结构变革

4、的速度，并使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到1993年，这3个县(市)农民的非农收入占农户收入的份额分别达到59%、64%和78%。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到1993年时，3县农民人均收入分别高达1687元、1184元和2340元，比1981年提高了3.17倍、5.75倍和5.91倍。　　与浙江的30个村子形成鲜明对照，选自东北吉林省的公主岭市和德惠县的26个村子的农民可以说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以其相对宽松的土地资源作为其立身之本的。这两个县(市)在刚始包产到户时的人均可耕地就分

5、别高达4.85亩和4.13亩，到1993年时，尽管人均耕地量有所减少，但也仍高达4.47亩和3.81亩。由于有丰裕的土地资源作后盾，它们在集体化时期的日子就比其他地区好过，1981年时它们的农民人均收入也分别高达408元和470元。但是，改革以后，土地资源的优势也变成了一个负担。一方面对社区农民来说，由于人地资源相对宽松，它们在结构变革方面的动力就不像土地资源稀缺的地区那样迫切，因此，到1993年时，它们农业收入分别仍占农户收入的89%和64%；另一方面，作为产粮大县，农民向国家上交的粮食义务也更

6、大，以1993年为例，这两县征购量占亩产的比例分别高达38%和34%。　　而选自江西安福、南城县和河南卫辉市的22个村子其基本特征则介于以上两类地区之间。江西安福县、南城县的作物类型与浙江相近，是典型的双季稻种植区，好在它们的土地资源要比浙江的几个县相对丰裕一些，1993年，两县的人均耕地分别为2.25亩和1.66亩。但它们从改革至今仍然保持着典型传统农区的特征：农业收益仍是农民收益的主要来源。到1993年，两县非农收入占农户收入的份额分别为17%和9%。结构变革的缓慢，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到

7、1993年时，农民人均收入分别为866元、973元。但它们却背着粮产区的沉重包袱。粮食征购占亩产的比例分别高达27.5%和38%。与这两个县相比，河南卫辉的日子要相对好过一些。农民非农收入的份额为22%，亩均征购也较低，为82公斤/亩。　　由此可见，这几个研究区域在结构特征、资源状况和制度制约上的差异性，为我们研究改革以来中国土地制度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方便。　　二、土地集体所有包产到户制度的性质　　从土地改革到集体化的历次制度改造以后，我国村社与外界的关系、以及村社内部的财产和合约关系

8、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制度改造上的强有力作用，国家的利益已深深缚着在村社的土地上，村庄与外部的关系已不简单是一个只要完成“上面”的税收以后就相安无事的社区共同体了。经过集体化改造以后的村庄“领导”，尽管不占有一个国家编制，但他们却承担中国政权结构中最基层的自上而下的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国家和政府利益的实施者。另一方面，经由国家行动所建立起来的集体化所有制结构，也大大不同于在经济理论中所讨论的“共有制”的含义。按照后者的含义，作为一个“社区”，它在内部应该是每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