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书写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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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文化书写的想象空间——论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小说里对中国故事的改写策略暨南大学外语学院卫景宜[摘要]汤亭亭写作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将中国文化最大规模地移植进英语的文本，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跨文化书写。文化边缘人的角色和双重的文化背景赋予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并给了她书写资源的极大自由。汤亭亭对中国文化史料的运用具有明确的选择性。在她对中国文学典籍故事和人物的引用和改编上，尤其体现了作者明确的写作意向。她对所要讲述的中国故事很少采取直译的手法，而往往使用自己的语言重述故事背景，并在遵循原著人物形象及故事主要结构轮廓的

2、基础上对内容细节及叙述重点进行“偷梁换柱”或“借题发挥”式的自由改编，并在细节的差异之上，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中通行观念的另种认知与批判，其文本里的中国故事常常受到作者当代文化意识与女权主义立场的重新观照。中国文化资源成为华裔作家跨文化书写的自由想象的空间。[关键词]美国华裔小说汤亭亭改写中国故事跨文化书写空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盛行的今天，“边缘”或“他者”的身份被许多理论家视为一种文化优越。美国哲学教授史蒂芬·罗（StephenC.Rowe）认为传统文化影响文化成员的客观认知力，只有身处两种

3、文化边缘的人才会具有清晰的洞察力：“传统文化的特征在于它对个人的那种无意识的影响，诱使他们忠心耿耿地和他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具体文化合作和行动，这是通过我们称为“社会化”和“文化熏陶”的方法来达到的。……只有那些安全地生活在文化交接边缘的人才能提出一些深刻的问题。”[1]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更是标榜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导言中声称自己是个“局外人”，他说：“自从我有记忆起，我就觉得我同属于两个世界，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我称自己为“局外人”丝毫没有悲哀或被人剥夺的意思。可以说恰得其反

4、。同属于帝国分界线划分的两方，使人更容易理解双方。”[2]这种边缘人的自我意识也在汤亭亭的文本里多次得到表述。《女勇士》中那个愤怒的华裔少女感受到了自己的无根性[3]。在学校里，她懂得自己是个“他者”。[4]同样，作者并未因“他者”的角色而自卑或沮丧，反而更多地展示了自己双重文化背景的优越：“我们现在属于整个世界了，……一旦了断和某块土地的牵挂，我们就变成了地球之人”（TheWomanWarrior,107）。她借屈原的故事指喻华裔作家文化眼界的开阔：“他虽然看不见自己的家乡，但却能看到整个的世界”（Chi

5、naMen,257）。她对华裔族及华裔文化充满了自信与自豪，她说华人的黄皮肤是“国际流行的橘黄色”（TripmasterMonkey,122），华人的眼睛“能比大多数人看到更多的东西”（314）。[5]的确，作为一名介于中西文化边缘并拥有双语文化背景的作家，汤亭亭享有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写作资源。作者曾对自己所具备的中国文化知识背景做过十分详尽、生动的描述：她不仅涉猎中国古典文学，而且还对现当代中国作家有所了解。[6]文化边缘人的角色和双重的文化背景赋予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并给了她跨文化书写的极大自由。汤亭亭

6、在她的文本里自如运用中西文化资源并对中西文化现象做了大量并置式的表述，但她的写作最鲜明的特征是将中国文化最大规模地移植进英语的文本，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跨文化书写。在汤亭亭的三部小说里，中国古代传说、中国古典文学故事和人物、中国典籍与中国文化知识运用的密集度似乎超过任何中国现当代的小说文本，令人叹为观止。作者的叙述随时随地可与中国历史及文学中的资料发生关联。阅读她的作品，常常使人联想到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人物、意象的神话意蕴给叙述本身增添了文化与历史的深邃与厚重感。6根据笔者不详尽的

7、统计，汤亭亭的三部小说中明确涉及和引用的中国经典文本主要包括：《易经》、《道德经》、《三字经》、《百家性》、《离骚》、《太平广记》、《说岳全传》、《镜花缘》、《聊斋》、《水浒》、《三国》、《西游记》等；涉及和讲述的中国古代传说或文学人物包括（除上述所列文本中的人物之外）：花木兰、蔡文姬、关公、八仙、孟姜女、后羿、女娲、牛郎织女等；涉及和引用的中国古典诗人有：杜甫、李白、袁枚等；涉及和讲述的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孔子、秦始皇、医圣张仲景、达摩、慈禧、梁红玉、林则徐等；涉及和讲

8、述了中国佛经故事和民间戏剧故事（如“狸猫换太子”，“天仙配”）；介绍了中国的传统节日和民俗文化：春节、清明、五月端午、七月七、七月十五、中秋以及婚嫁丧礼等；并对许多诸如“文房四宝”、“头悬梁锥刺股”、“金榜提名”等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定用语进行了释义。在汤亭亭的笔下，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史料被她信手拈来，随意取舍，海阔天空地拼连在一起，成为她文本叙述的组成部分。例如，在《中国佬》的第二章，作者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