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五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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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腐败的“五零战略［摘要］腐败的产生可以从动机和机会两个角度来分析。防治腐败有两个维度：一是克服腐败动机；二是减少腐败机会。试图彻底克服腐败的动机是不现实的，只有最大化地减少腐败的机会，才能防治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要从治理战略上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框架，以“零容忍”为方向和标准，研究实现这一目标的相关战略手段。“五零战略”包括动机、机会、监督、扩散与目标五个方面的零收益激励、零机会控制、零距离监督、零扩散效应和零容忍目标。［关键词］反腐败；动机；机会；五零战略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

2、18)01004508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堪称廉政风暴式的反腐败斗争上取得了舉世瞩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转变了政府官员腐败甚至社会腐败积重难返的趋势。当然，由于腐败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衍生积淀下来的，有着深刻的文化顽固性，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单靠一场廉政风暴式的运动治理来根除。我们要利用目前良好的时机，逐步建立科学的防治腐败的治理体系，把腐败现象控制在最低程度和最小范围。本文探讨的是如何从治理战略上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框架，以“零容忍”为方向和标准，研究实现这一目标的相关战略手段。这一新的战略框架可以概括为“五零战略”，即包括

3、动机、机会、监督、扩散与目标五个方面的零收益激励、零机会控制、零距离监督、零扩散效应和零容忍目标。一、腐败原因与治理的两维分析：动机与机会腐败问题是一个永恒的政治与行政难题，自从有了权力就开始滋生腐败，而且腐败现象在任何国家都从未完全克服过，未来也不可能杜绝。腐败不外乎有两个维度的根源：个人的自利性动机与能够实现权力寻租的机会和条件①。张维迎分析执法者的激励问题总结了三个方面：一是工资制度的激励，二是职业声誉的激励，三是法律规则和执法程序的约束[1](P141)o前两方面是个人内在动机，第三方面是外在约束，归纳起来正好是规范

4、执法者行为的关键角色：动机和机会两个维度。也就是说，腐败源自个人无法根绝的自利性原动机，只要具备了权力寻租的条件和机会，自利的个人就可能走向出卖权力以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腐败道路。“当一个组织中，当占优势地位的人数是从公民精神倾向的人转向具有私益倾向的人时，腐败和不道德的行为有增加的倾向[2](P157)而且，腐败现象有一种类似破窗效应的扩散性［3］。只要有一个腐败行为人成功实现了腐败交易而没有受到及时和公正的法律制裁（原因可能是法律的漏洞或者执法的不严格），这种个人的机会行动获得成功就会极大地激励其周边人仿效、学习、跟随以及与

5、其合作，从而慢慢形成一个疯狂追逐腐败利益的群体，构成一种非正式的政治社会潜规则。腐败问题除自身的顽固性以外，也与政府选择的治理模式有关。根据对我国以往治理腐败的经验，可以将腐败治理的经验概括为四种基本模式：思想教育、制度规范、运动式治理、刑罚震慑等（见图1）倪星总结了三种模式：思想教育、社会运动、制度约束，与本文的总结有一定交叉之处。参见倪星：《试论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设计》，《政治学研究》2003年既往的种种反腐败行动的事实证明，这四种模式无论从动机还是机会控制方面都没有发挥理想的效果，没能很好地控制腐败现象的不断滋生。图

6、1四种既有的反腐败模式关系思想教育模式针对的是人的动机，试图通过道德宣传、说教来培养高尚的理想情操与正直的品德修养，在人的心理上培养克服自利动机的免疫力，自觉抵制腐败，产生“不想腐败”的效果。但在现实中，道德说教与感召终究抵不过现实利益的强大刺激，无法阻止官员对利益的需求和追逐，因此在防治腐败方面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这也说明了试图从动机上来杜绝腐败是很困难的。其他三种模式针对的是腐败的机会，其目的是试图让官员们“不能腐败”。制度规范试图通过严格的制度约束来控制官员可能产生的任何腐败行为，规定其可以做的和不可以做的，但这种

7、静态化的制度无法应对多变且复杂的现实，无法以制度来规束所有的不当行为和可能的腐败机会。如果没有很有效的执法机制保障，更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刑罚震慑试图用事后的严厉处罚来惩处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同时威慑可能发生的仿效行为。由于腐败的动机激励和机会主义纵容，很多人还是怀抱侥幸心理而不顾法律重罚的威慑，冒险一试。用委托代理理论来说，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4](P178)。这一模式也不能阻止在腐败道路上后继者的跟风脚步。而运动式治理实际上是以上三种模式的综合，其特征是通过政治与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动，在短时间内集中开展大力度的整治，综合

8、运用思想教育、制度规范、刑罚震慑等手段，以期最大限度地清除和遏制腐败现象、腐败社会网络和文化根基。但这种短时间性、间歇性、爆发式的治理由于没有常规化的稳定机制的保障而无法产生长效影响，并不能保证其效果的持续性和常态化，很容易出现“运动一结束，又死灰复燃”的结果[5]。、反腐败的“五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