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的人参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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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更多的人参与改革“精英导向”的尴尬原定于今年全面铺开的“费改税”政策在“两会”期间还被说成是“中国农村的第3次革命”，未到年中，已经传出了“缓行”的确切消息。许多省份此前作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农民也欢欣鼓舞，翘首企盼，但突然的“变卦”让他们不得其解。据说，“费改税”的症结在于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中央没钱买单，地方财政缩减，势必危及岌岌可危的农村义务教育。但是，在安徽等省试点了一年之后提交到中央的方案，居然没有对此有科学完善的评估，“朝令夕改”，不能不令人遗憾。而更大的隐忧还在于：事关最多数群众__8亿农民切身利益的改革，他们并

2、没有充分的发言机会。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不少政策的出台，都是少数“专家”们的建言结果，很少能有下层人士发挥影响；很多立法活动，也是部分“专家”、委员们的事，少有发动过群众讨论（这次《婚姻法》的修订开了个好头）；一些地方的重大工程项目，往往是个别领导拍板，老百姓无从问津。企业的改制、改组等，也是少数主管部门领导和企业头头们在密室里定方案，大多数职工一直“蒙在鼓里”。城市规划也是行政首脑和规划部门一手搞掂，市民知道的就是“拆迁”的命令……从整个改革进程来看，一般民众的参与程度低，是一个共性的事实。这种“精英导向”的改革（我们姑且

3、把改革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称为精英），优点在于能降低内部协调成本，控制改革的进度，稳固社会秩序。但从效果来看，它是以缺乏更多人对改革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为代价的。事实上，脱离了一般民众的积极参与，改革的阻力将明显增大，改革战车终将疲惫。改革需要寻找新的动力，也需要对原有的路径进行反思。一句用得广泛的口号是“以改革为动力”。我们都希望“改革”能推动社会各个方面向前发展。伹我们往往忽略了：改革本身也需要动力。如果说，改革对于社会发展如同火箭推进器的话，改革本身的动力就无异于助燃剂。没有助燃剂，推进器也发挥不了作用的。改革的助燃剂就是利益。

4、正是利益追求所释放的能量推动改革前进。或者说，正因为改革能给社会整体和每个人带来利益，改革才有可能发生。改革初期，没有明显的利益分化，改革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总收益的增进。当时，不管是民众还是精英，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共同渴望，对改革都是一种全面赞成的姿态。但是，很快，随着在改革中收益分配不均衡的积累，社会利益群体分化了。这时，毎一项具体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会对不同的利益群体造成不同影响，都会遇到“是”和“不是”两种声音。出现异样的声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于对改革没有“话事权”，只是改革结果被动的接受者，不少老百姓对改革只能以“赞成”或

5、“反对”两种对立的态度来投票，缺乏参与、协商、妥协、“讨价还价”的缓冲地带。如果一项措施反对的声音多，改革的阻力无疑就增加了。更由于他们是“结果中的反对者”，而不是“过程中的反对者”，这种对立的情绪会大大增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实，“群众觉悟低”的抱怨等等，症结都在这里。其实，既然我们承认改革是一种利益调整，就应该让“利益主体”充分参与这一调整过程，让他们在“博弈”的过程中去实现利益分配的平衡。那种让“精英”越俎代庖地去“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改革，并不妥当。改革要真正“到位”，必须符合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原则，符合最大多

6、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符合一部分人胃口的“到胃”。谁在束缚我们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而彻底结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党统一的指导思想，却是在“南巡”讲话发表后的1992年。以小平的权威领导地位，让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则得到普遍的认可，用了13年时间，可见思想解放之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3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冲破了“两个凡

7、是”，第二次突破了“姓社姓资”，1997年“十五大”开始的第3次思想解放突破了“姓公姓私”。尽管，“思想解放是永无止境的”，在理论的战线还有艰巨的路要走，但毕竞，经过20多年的努力，基本的观念架构已经具备。围绕这种架构，思想解放逐渐向一些具体的领域深化。比如产权问题，由一个关系到“姓社姓资”的政治话题演化为经济话题、法律话题、管理诂题，表明我们的思想逐步由浅入深。同样，民主话题也悄悄由政治演变为技术，由原则深化到细节，由注重实质到实质与程序并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也由“政权争夺”意义上的政治转变为“管理经济”意义上的政治，从而

8、更具有行政学的色彩。这种看似走入“烦琐哲学”的学问，实际上也是在我国特定环境下（“左”的传统浓厚）的“迂回的思想解放”。它表明：产权改革、民主制度、行政管理改革等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选择和设计最好的模式。这与小平同志“不争论”的思想一脉相承。尽管如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