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司治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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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公司治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再认识[摘要]传统的观点认为，产权性质、股权结构以及资本市场是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的最主要的因素。本文的分析认为，传统观点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从现实情况来看，政府保护、法律的严肃性、媒体监督对公司治理绩效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在经济转型时期，这些因素可能会成为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公司治理；绩效；政府保护；法律严肃性；媒体监督　　　过去的很多研究都是从产权、资本市场等角度来寻找影响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绩效的因素，这种方法显然不能使很多问题得到圆满的回答和解决。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事实是，相当一部分上市

2、的国有企业并没有让人看到其公司治理状况有多大的改善；相反，其中的有些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还因此而变得越来越严重，“问题高管”前赴后继，假账、假信息防不胜防。这里引申的话题是，影响公司治理绩效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以下几个因素值得关注，尽管此前有过一些阐述，但欠缺系统和深度，需要重新认识。　　　　一、政府保护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或治理机制改善的积极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产权；二是竞争。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改革带动了公司治理的改善。从公司发展史来看，产权改革的一般过程可分为两大步骤：第一步是实施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

3、离；第二步是设计所有权的结构(股权结构)，因为它最终决定着两权分离的程度。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所有者就需要设计一套制度安排，来保证经营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觉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可以说，设计公司治理这种制度安排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两权分离条件下产生的“代理人问题”。产权改革的进程也是公司治理积极性不断提高的过程，从而，产权改革带动了公司治理的改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政企不分的公有制企业和两权合一的家族企业普遍缺乏建立和改善公司治理的积极性。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当产权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遇到难以逾越的屏障的时候(指在较

4、长一段时间很难解决“一股独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资产委托人的政府还是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人员对改善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和热情都会开始逐渐下降。原因是，作为委托人并不缺乏控制代理人的手段。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有资产被侵蚀和剩余资产的流失，唯一可行的治理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林毅夫等，1997)。而作为委托人而言，由于缺乏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和激励机制，也情愿疏于被监督和考核。更何况，改善治理结构还需要支付治理成本。因此，目前最可能有效的途径是第二个方面，即利用外部的竞争来提高国有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随

5、后的全方位的开放，必然会加剧各方利益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就会调动企业改善治理的积极性。法玛指出，经理人员市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能够产生约束经理行为的信息，因此，能够解决由于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而产生的激励问题(Fama，法玛，1980)。而最新的竞争理论(Vicker，维克尔，1995)也认为，竞争是最有效的激励源泉，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利润才能作为衡量经营者努力程度和经营绩效的激励指标，市场竞争越激烈，努力工作就会成为经理的最优选择。换言之，在缺乏竞争的市场中，利润与经理的努力程度不一定成正相关，因此，也就无法有效地

6、衡量经理的努力程度。由此可见，在产权改革陷入困境的时候，保护市场竞争成为促进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的有效路径。　　市场竞争的主要威胁是来自政府的不恰当保护，也就是说政府的不恰当保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弱了或者说是降低了市场竞争的程度，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降低了企业内部改善公司治理的积极性。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形成的政府角色还很难完全转变过来，政府对企业的保护仍然在较大范围内存在。从产品、资本以及劳动力这三大市场来看，只有在产品市场上国有企业才基本上没有处在政府的保护之中。因为产品销售绝大部分实行了市场定价，政府既不为企业包销，也小为企业推销。但

7、在经理人市场和资本市场上企业仍然受着政府的保护。　　先说经理人市场。虽然政府也在力促经理人市场的形成，有时也会通过竞争上岗的形式从市场上招聘一些经理人员，但另一个方面又在不断地任命企业经理，强化企业经理“政府官员的色彩”。这实际上是对经理人员任职资格的保护，这种选拔行为必然影响经理人市场的健康发展。更有甚者，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所谓的“红顶商人”，这些人一边做着官，一边干着买卖，具有“官商”两重身份。政府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就为这些经理人员铸造了一把无形的“保护伞”，他们也就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由于市场不选择他们，他们也就无需用业绩

8、对市场负责。　　政府保护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对企业经理人任职年限的保护。国有企业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经理人“在职寿命”比较长，通常要干到60岁才退休，由此引发了“59岁现象”。国外企业则不然，CEO被换掉已经成为了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