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的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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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制度的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论文.freelSmith，1723—1790）早在18世纪就敏锐地指出，“中国可能已经获得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获得的全部财富。”5当然，不能由此就断定16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没有剩余。那么，假如有剩余的话，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农业剩余是否有效地转化为工业化所需资本积累？这牵涉到在农业剩余转化中政府的角色问题。这也就是下面要探讨的内部障碍中农业剩余转化方面的障碍。农业剩余转化上的障碍在于明代政府无力也无意承担起有效提取农业剩余的责任，从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相当消极的角色。关于16世纪明代中国的税收水平，根据黄仁宇的推算，直到16世纪

2、之初，按照地方正常的粮食价格估算，税收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6。对于一个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的庞大帝国，整个税收水平仅为农业产量的10％，这应该说是很低的。低税收的唯一正面影响是保证了大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但这种好处并不能惠及直接的劳动者。所以，这种崇尚轻税的税收制度在拖累了政府和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同时，更使16世纪的中国在经济上的突破由于缺少一个能够有效提取农业剩余并将其转化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政府而变得不可能。二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了一个被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宣告了清王朝消极的防卫性现代化的破产。而东西方列强的侵略虽然使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前进

3、的方向和目标，但现代化障碍的排除这个重任却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承担。这里仍利用前面的分析框架，从农业剩余的生产与农业剩余的转化两个方面来探讨。在农业剩余生产方面，在近代中国，一方面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这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超负荷。同时，近代中国并未发生任何技术革命来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水利设施、生产工具、肥料和品种的选用以及耕作技术及方式，大都停留在中世纪水平7。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自明清以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难以支撑工业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农业剩余转化方面，由于民国时期国内政治不统一，中央政府对地方控

4、制有限，对农村的掌握更浅，因此在这方面也没有更大作为。这里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取得政权后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及其选择。1949年中共在中国大陆取代中国国民党掌握了政权，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1953年，工业化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1953年是中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这一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一五”计划。“一五”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大规模的建设一开始，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粮食供应的紧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和城镇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也就是说，粮食问题的实质，是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5、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的第一次尖锐暴露。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必须面对中国农村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关系变革，但就其本质而言，它只是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不能也不可能导致农业的经济革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土地改革在经济上的意义是有限的。土地改革在经济上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改变了近代中国由于土地占有不公平而导致的在土地产出物分配上的不公平状况，至于农业产出总水平则并未随土地改革而发生质的变化。这是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农业生产中没有出现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决定了家庭是农业耕作的最有效的劳动组织方式，而且，只要这个组织

6、方式不变，农业实物产出水平就只与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相关。由于这个特征的存在，就不会出现农户因为土地不是自己的而减少对土地的劳动投入的现象。因此，在前面的约束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土地改革在经济上的意义就必然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中国在1953年启动的工业化是以脆弱的小农经济为支撑的。所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一开始，这个矛盾就突显出来，成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当时负责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针对严峻的形势，提供了大概七种解决方案，最后由主持工作的陈云拍板采用统购统销的方案。1953年10月1日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同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

7、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统购统销简单来说就是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国家成为农民余粮的唯一购买者，同时在城市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国家成为粮食的唯一销售者。在这种粮食流通体制下，国家垄断了粮食的购销，强制规定了粮食的购销价格。这样一来，就为推动农业集体化增添了动力。因为在公社体制下，收集粮食的成本最低。可以说，1953年统购统销的出台促使当时的合作化运动从农业高级合作社一下子就过渡到了人民公社阶段。这不仅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的又一次深刻变革，也使国家政权对农村的掌握达到了空前的强度。通过这个创举，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