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家白居易教育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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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文学家白居易教育思想探析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别号醉吟先生。其先袓山西太原人，后徙于下郵，出生于河南新郑，聪颖过人。他出身于“世敦儒业”的小官僚家庭，少时“家贫多故”，怀有“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1]1095之鸿鹄大志。贞元十六年白居易擢进士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公元803年，中书判拔萃科甲等。元和元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仕途有进退，前半生科场顺利，连战皆捷。“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人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2]549然因写以“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1]1093为主题的“讽谕诗”而致令当政权豪为之“变色”、“扼腕”、“切齿”，故“终得

2、罪于文章”，遂有江州之谪。后半生因“换尽旧心肠本”而选择了“不住朝廷不入山”的所谓“中隐”之路，基本过上了“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3]249-250的生活。白居易所处的年代是，社会矛盾尖锐，较之安史之乱时却也相对稳定的唐朝中期，他本人曾在地方与中央为官，虽小有挫折，却基本顺利。白居易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重写实，尚通俗，他提倡“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诗作通俗易解，广为流传。有“诗魔”与“诗王”之称。目前，学术界对于白居易的诗歌思想和艺术成就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于白居易诗作中渗透的教育思想有所忽视。笔者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白居易

3、的教育思想，并从中映唐代文学家白居易教育思想探析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别号醉吟先生。其先袓山西太原人，后徙于下郵，出生于河南新郑，聪颖过人。他出身于“世敦儒业”的小官僚家庭，少时“家贫多故”，怀有“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1]1095之鸿鹄大志。贞元十六年白居易擢进士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公元803年，中书判拔萃科甲等。元和元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仕途有进退，前半生科场顺利，连战皆捷。“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人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2]549然因写以“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1]1093为主题的“讽谕诗”而致令当政权豪为之“变色”、“扼腕”

4、、“切齿”，故“终得罪于文章”，遂有江州之谪。后半生因“换尽旧心肠本”而选择了“不住朝廷不入山”的所谓“中隐”之路，基本过上了“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3]249-250的生活。白居易所处的年代是，社会矛盾尖锐，较之安史之乱时却也相对稳定的唐朝中期，他本人曾在地方与中央为官，虽小有挫折，却基本顺利。白居易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重写实，尚通俗，他提倡“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诗作通俗易解，广为流传。有“诗魔”与“诗王”之称。目前，学术界对于白居易的诗歌思想和艺术成就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于白居易诗作中渗透的教育思想有所忽视。笔者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

5、的基础上，探讨白居易的教育思想，并从中映射出诗人关怀教育的伟大情怀，对当今的教育事业也有所裨益。一、性习论白居易于公元800年2月14日在高郢榜下擢进士第。在《省试性习相远近赋》中，他以“君子之所慎焉”为主旨，对“性”与“习”进行了颇有见地的阐述。他首先认为“德以慎立，性由习分”，“原夫性相近者，岂不以有教无类，其归于一揆？”由于“性”相近，人们就归于一类，然而，由于习相远，条件和途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习相远者岂不以殊途异政，乃差之千里？”人们在“习”方面产生不同的结果是有原因的，“俾流遁者，反迷途于骚人，积习者，尊要道于君子”，正是由于尊道才使人们形成了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但是

6、道不是先天而生的，“圣由志学，必切问而近思。在乎积艺于黍累，慎言行于毫厘”。所以道的目标境界有赖学习与探讨并且在平日的言行中养成。很显然，在“性”与“习”这一传统的教育哲学的范畴问题上，白居易追寻战国后期思想家荀子，重视后天的学习与交往，但又不乏对精神心理的主体因素给与关注，丰富了孔子的人性论观念。对于如何才能使“习”更为经济有效，白居易提出了如此的看法：“如得其门，志弥笃兮，性弥近勿谓习之近，循迹而相背重阻，勿谓性之远，反真而相去几许”。这种情况就好像“一源派别，随混澄而或浊或清；一气脉分，任吹煦而为寒为暑”。所以，学习首重立志定向，掌握津要，重视发挥学习者的个性心理。成功的学习者感知

7、考释、致思领悟都应有章法、循阶段，而不是随性放任。“是以君子稽古于诗习之初，辩惑于成性之所”。但是“性者中之和，习者外之徇。中和思域驯致，外徇戒于妄进”，如果人们不遵守学习的顺序及合理方法就会适得其反。“非所习而习，则性伤，得所习而习，则性顺”。在学习过程中，德智交织，习与性成。因此，要着眼于在学习经历中心性健全及道性修养的提升。“圣与狂，由乎念与罔念，福与祸，在乎慎与不慎”。另外人们还要具有认识的工具及方法，不是随波逐流，任人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