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仁政思想的悲剧实质

《论《三国演义》仁政思想的悲剧实质》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论《三国演义》仁政思想的悲剧实质1在古代的中国，儒家学说在思想文化领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以儒学伦理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由于这一特质与政治的交融与渗透，“仁政”抑或“王道”曾被正统的儒学思想家们推崇为理想的政治。作为一部“合天理，正彝伦”，“折衷于紫阳《纲目》”（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的历史小说，“仁政”、“王道”思想，无疑成为《三国演义》思想倾向的一个重要方面。《三国演义》的“仁政”思想，首先表现为用伦理规范处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处理上，刘备性格的突出特点是“仁慈爱民”、“爱惜军士”。在诸

2、侯并起，战乱纷繁的历史环境中，刘备“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并皆存恤”，“广布恩德”。这固然也出于建立统治的需要，但同时又体现了作者民为邦本的思想。在“刘玄德携民渡江”中，面临着曹仁、曹洪十万追兵立至的危险，刘备所想到的不是自身的安危存亡，而是“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曹军若到，必行不仁，伤害百姓”，毅然携民渡江。正因为刘备“恤军爱民”，故尔得到人民的拥戴。治理新野时，百姓歌颂他说：“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刘备身上所体现出的“恤军爱民”思想，无疑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对“仁政”的希望和理想。《三国演义》的“仁政”思想，其次表现为用道德规

3、范调整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在统治集团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刘备性格的突出特点是“宽仁厚德”，“仁慈宽厚”。吕布在定陶为曹操所败，到徐州投奔刘备。糜竺劝说：“吕布乃虎豹之徒，不可收留，留则伤人”。关、张也谏：“吕布有夺徐州之意。”而刘备则以义为先：“吾以善心待人，人不肯负我”，“他若要徐州，吾当相让”。迎之以礼，待之以诚。在诸侯纷争的历史条件下，刘备的宽厚礼让，不过是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关系的理想化的表现。《三国演义》的“仁政”思想，还表现为用道德规范维系统治集团内部的人际关系。在统治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刘备性格的突出特点是“知人待士”，“心存忠信

4、”，“推诚相信”，温厚待人。这不仅表现为对关羽、张飞誓同生死，患难与共，对诸葛亮、赵云、黄忠、严颜等人也无不推心置腹，赤诚相见。即使是对于降将，也“以仁义相待”。正因为如此，降将严颜、黄忠、魏延、马超等人皆能为其所用。在统治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刘备的“仁义相待”，“推诚相信”，只能是“仁政”思想在人际关系上的理想体现。虽然“仁政”理想是《三国演义》所体现的重要思想，但是，构成“仁政”思想的伦理和政治却是两个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范畴。伦理的本质是为了推行道德规范，强调的是所谓“义”；政治的本质是为了维护某一阶级、集团的利益，注重的是所谓“利”

5、。由于伦理与政治各自特定的本质，决定了这互为对立的二者溶合物的“仁政”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很难成为现实。虽然，孟子在《告子上》中早就提出“舍生而取义”的重“义”思想，朱熹也认为“王霸之辨”的根本区别在于“仁义”与“功利”之间，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也强调“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己”。但在封建社会的政治实践中，对统治者来说，“利”比“义”事实上更具有诱惑力。尽管孟子极力鼓吹“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把“仁政”的威力说得天花乱坠，无以复加，而齐宣王更感兴趣的则是“齐桓、晋文之事”。超功利的伦理追求，曾普遍地被认为是缺乏政治眼光的“妇人之仁”

6、而受到嘲笑。当然，历代统治者们也曾大力倡导伦理道德，但他们对伦理的倡导并不是为了用道德规范自己，而是用伦理约束被统治者，使社会达到稳定与协调，为他们自己的封建统治服务。于是，伦理成了政治的附庸和手段而被政治化。如果说，历代统治者对伦理的倡导只是为了实现伦理的政治化，那么，“仁政”思想的提出则旨在实现政治的伦理化。“仁政”要求统治者实施政治统治的时候接受道德的规范，在“仁义”和“政治”之间选择前者而牺牲后者，从而使政治成为伦理的附庸和手段以达到统治的伦理化。伦理和政治在本质上的矛盾很难在事实上达到统一，“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古训更难以为历代

7、统治者所接受，为了“仁义”而放弃“功利的“仁政”在封建时代自然难以付诸实施。至于出于建立、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有统治者摆一下“仁政”的架式以“仁义”点缀一下政治，但本质上仍然是为了“功利”。纵观封建社会的历史，虽然不乏开明之主，但却寡有超出“功利”之外的“仁义”之君。所谓“仁政”、“王道”，仅仅存在于三代以上的美妙传说和儒学大师的书斋之中，从来都未曾迈出这传说和书斋的大门而成为现实！既然伦理和政治在本质上存在着难以统一的矛盾，作为《三国演义》“仁政”思想的体现者，刘备在伦理和政治、“仁义”和“功利”的抉择上必然会处于二难境地。作为蜀汉集团的最

8、高统治者，刘备在政治实践中不能不维护蜀汉集团的利益；作为一个“仁君”的典型，刘备在诸侯纷争的时代又必须“躬行仁义”。是牺牲“仁义”成全“功利”，抑或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