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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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摘要：我国乡村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呈现出差序格局，进而形成差序治理机制。在农地流转实践中，流转合约存在口头非正式和书面正式等多种方式，农户对合约方式的选择受其与各种交易主体之间关联程度的影响，是差序治理的结果。采用对江西和辽宁两省1628户农户实地调研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亲友或同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多地采用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而订立口头非正式合约；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或外村农户之间时，农户多地采用市场治理范式而签订书面正式合约。政府不宜采取行政命令等方式

2、强推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应鼓励并支持各地积极探索与实际相契合的农地流转合约方式，从而为农地合理有序流转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4/vie　　关键词：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差序治理；社会信任；市场治理；非市场（人情）治理；合约方式；书面正式合约；口头非正式合约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志码：A：16748131（2017）01003009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土地流转，发展适度农业规模经营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农地流转是与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水平相

3、适应的农业生产要素的重组过程。一方面，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近年来农地流转面积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农地流转规模与农地现代化以及要素市场化的内在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将交易双方联系起来的纽带是流转合约，而农地流转合约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存在着口头非正式和书面正式等不同方式。那么，现实中农民在进行农地流转时会选择何种类型的合约？深入研究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的选择及其机理，在当前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适度农业规模经营以及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现实背景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有关于农地流转合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合约类型（如定额

4、合约、分成合约）、合约期限（如短期合约、长期合约）（Cheung，1969）、合约治理（罗必良，2015）等方面，对于合约方式选择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以对合约选择现状的描述为主。事实上农地流转市场普遍存在着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两种交易方式，且整体而言农地流转较多集中在亲友、街坊邻里等熟人社会中（Belayetal，2004；Gaoetal，2012）。Grossman&Hart（1986）和Hart&Moore（1990）倡导的“不完备合约”（InpleteContract）思想较好地阐述了为什么农地流转过程中关系型合约得以发挥重要作用，而

5、农户是否采用关系型合约则主要受制于信任程度（Siles等，2000；Macours等，2004）。费孝通（1998）认为中国农村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乡土性”，人们以血缘和亲缘维系着稳定的乡土社会，若农地流转发生于亲友、邻居等熟人之间，此时法律意义上的书面正式流转合约显得并不必要，也就是说在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构成了农地流转的重要规则。叶剑平等（2010）通过对中国17省份的调查发现，82.6%的农地转出和81.8%的转入并未订立书面正式合约。洪名勇等（2015）通过对贵州三县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农地转入时采取口头合约的比例达到90.14%，

6、转出时为89.89%。刘文勇等（2013）认为，在熟人社会中，农户之间信息的高度对称性使农户选择口头合约的交易费用接近于零，因此农户在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上普遍存在“重口头、轻书面说；同时，采用对辽宁和江西两省1628户农户入户调研的一手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进而探讨影响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1.理论基础：差序治理　　同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相对独立的个体间的交往）情境下的社会关系不同，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

7、系的特点：“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孝通，2012）。“差序格局”的概念阐释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是以自己为圆心、依次向外扩散的，这意味着自身同他人关系在信任程度上存在着亲疏远近之分。驱动这一波纹的“石头”则是立足家庭并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在乡村社会的投影形塑了地缘关系。换言之，我国乡村社会情境下的人际交往通

8、常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石，并因此催生“差序格局”。　　在乡土社会自然经济情境中，家庭扮演了社会基本组织这一角色，内化为一种集生产、消费、分配、生活、教育以及情感乃至社会保障等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家庭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