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编剧在电视剧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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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戏曲编剧在电视剧中的运用现代电视剧本来是以现代意识、现代技术和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为支撑而发展的,然而却并不排斥传统戏曲编剧手法的运用。在近期热播的一系列电视剧中,编剧与导演就充分运用了传统戏曲的诸多惯用手法,在观众的争议声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观赏高潮。许多剧目本身并没有太多可称道的艺术价值,而其间所运用的传统戏曲的编剧手法则值得我们去探索。一、以极端化的性格碰撞构成戏剧冲突戏曲常以不同的性格碰撞来构成戏剧冲突,营造戏剧情境。因此,强调戏剧冲突,就是要选取深刻的戏剧事件和戏剧动作,有力地体现着由不同性格的对峙所造成的戏剧冲突。古代戏曲舞台上,人物的性格特征与道德特征往往比较单一,或尽可能的完美

2、,或尽可能的卑劣,剧作家们以极端对立化的性格碰撞来构成戏剧冲突,强化戏剧矛盾。如“三国戏”中由诸葛亮的大贤、关羽的大忠、曹操的大奸所激发出的戏剧性火花。又如纪君祥《赵氏孤儿》中屠岸贾为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不惜下令斩杀城中所有婴儿,甚至将在公孙杵臼处搜得的假婴儿砍作三段,作者将其性格中的极端残忍与为救孤儿,自杀的韩厥、撞阶而死的公孙杵臼,以子替死的程婴形成强烈的对比。高明在《琵琶记》中塑造了一个全忠全孝的人物形象“赵五娘”,并以此助推情节发展,继而有了“糟糠自餍”“祝发买葬”“乞丐寻夫”等一个个由极端化的性格而引发的戏剧性高潮。而众多的公案戏中更是塑造了一大批权豪势要形象,他们是恶的代表,穷凶

3、极恶,鱼肉百姓,草菅人命。同时,剧作家们也设置了一批清官的形象,他们明察秋毫、替民伸冤,是“善”的化身,在善恶的交锋与碰撞中,就必然带来一出出令人叫绝的好戏。我们由此可以发现,古代剧作家们深谙戏剧冲突之道,或将戏曲中人物性格因素中的“极善”与“极恶”对立起来,或将人物个性中的“善”与“恶”张扬到极致,在舞台上形成观剧热点,直逼人物性格的深处,以激烈而尖锐的性格碰撞,展开戏剧矛盾,推动情节进展,也使得观众在强烈的戏剧冲突中,体会剧作家的布局匠心。谭霈生先生在《论戏剧性》中指出戏剧冲突正是在不同人物之间的斗争、对立中建立起来的。在近期热播的一系列电视剧中,同样也借用了这一戏曲常见的艺术手法来刻画

4、人物性格,构成戏剧冲突,以此来推动剧情发展,碰撞出戏剧的火花。《夏家三千金》中夏友善、孙晓菁费尽心机、用尽手段,几乎是纯粹的坏人形象;夏天美的单纯、杨真真的善良,集真、善、美于一身,几近完美到不真实。编剧通过营造剧中人物性格的极大反差,使得剧中的两对爱人历尽挫折与辛苦,由极端化的性格制造了一轮轮情节上的巧合与矛盾,使得剧情更加有“戏”,也正是有了这些“戏”,又强化了剧中人物各自的不同性格,使“善”与“恶”更加凸显。在《回家的诱惑》中,艾莉为了所谓的爱情,为了拆散品如和世贤的婚姻,设局陷害、污蔑品如,看见品如在海里挣扎却不施救,做尽了坏事。编剧对剧中人物人性之扭曲、人心之险恶极尽所能的描绘,使

5、正反人物在个性上形成鲜明对比,也促使观众更加关注主人公林品如的处境与命运,心生怜悯,同时也使剧作具有“与人心风教俱有激劝感移之功”[1]。《杜拉拉升职记》中的黛西则是由爱生恨,联合李鸿明、约翰常展开报复行动,使得拉拉与王伟在工作和感情上都步步受阻。剧作家正是通过激烈而尖锐的性格碰撞,推动情节进展,也使得观众在强烈的戏剧冲突与紧张的戏剧氛围中,迅速进入戏剧情境,与剧中人物同喜同悲。正是因为这些单极的人物设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符合主流观众的价值取向,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教化作用,也使得人物个性更加分明,剧情更加透彻、清晰,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形成一轮轮的观剧热潮。二、以连续的情节

6、漏洞形成特殊吸引力情节漏洞常用来指戏曲中情节、内容不够严密、不合情理之处,这在古代戏曲理论中曾被多次论及。李渔、祁彪佳、臧懋循等人也对此予以关注,他们都看到了关目漏洞对剧本完整性的损伤与思想性的破坏,并对此进行了批评。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指出,“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2]祁彪佳在《曲品》中评《雷峰塔》条:“相传雷峰塔之建,镇白娘子妖也。以为小剧,则可;若全本,则呼应全无,何以使观者着意?”[3]他指出了关目应前后呼应的问题。臧懋循在《元曲选》中则提出了“关目紧凑”的概念。他们都看到了关目漏洞

7、对剧本完整性的损伤与思想性的破坏,并对此进行了批评。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剧作家虽力求针线之密,但有时也会由于戏曲前后照应的需要,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不合逻辑的疏漏之处。例如李渔曾明确指出《琵琶记》中的“剪发”这一重要关目的不合情理之处,而董每戡先生则指出,“李笠翁是以旁观者的态度看赵五娘,并没有从赵五娘这个人物的性格出发而论”[4]252,他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这种略显疏漏的情节设置,使得赵五娘与张大公“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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