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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美对华反补贴根源ok3pressofChina)驶入广州后,中美贸易已有200多年的历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双边贸易规模都比较小,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未在对方外贸中占据很大比重。1952年到1972年的20年间,由于美中之间的政治冲突与敌对状况,中美贸易基本陷于停止。1979年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美中之间的贸易总量迅速增长,两国贸易联系日益密切。1979年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时,美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1996年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当前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和
2、第三大技术进口来源地。中国在1980年时是美国第24位贸易伙伴,1995年上升为第5位,2003年取代日本上升到第3位,2006年进一步超过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市场国以及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0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占到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42.2%。两国在中国入世后的双边贸易变化见表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比重日益上升,中美两国贸易收支不平衡加大,中国经济的崛起,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地位造成了威胁,使得中美贸易冲突与
3、争端日益突出。贸易摩擦的方式主要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特别保障条款,以及其他一些特殊的贸易制裁等。从摩擦的领域看也存在扩大化的趋势,传统的农产品、纺织品等领域仍然纷争不断,但贸易冲突与争端的领域近年来开始集中于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业,例如金融、保险和电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日益突出。与此同时,中美经济摩擦范围和手段均有所扩展,特别是进入2001年以来,贸易问题日益同金融(如资本市场开放、汇率)、投资、竞争环境等问题相联系,手段也进一步增加,除了传统的edyRules)的立场性文件,认为多哈谈判应当将对“贸
4、易扭曲做法”(trade-distortingpractices)的约束作为谈判的范围,因为这种扭曲通常会导致“不公平贸易”,从而再次重申了贸易救济规则作为“拉平竞技场”的措施对建立一个公平的世界体制所起的作用。从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来看,民主党把持国会参众两院将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产生不利的影响。民主党历来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表现偏激,2006年先后提出了“重估人民币汇率”、“取消对华永久最惠国待遇”等多项提案,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美国持续的对外贸易逆差特别是对华贸易逆差的扩大,使美国国内贸易保
5、护主义力量增强。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和平崛起”战略使美国整体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华整体战略,对华贸易政策也相应进行调整。2006年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罗布波特曼(RobPortman)向国会提交了题为《美中贸易关系:更大责任与严厉执行的新阶段》报告,宣称重新调整对华贸易政策,提出了包括“追求建立一种更加平等和持久的贸易关系,以获取更平衡的贸易机会来促进出口所创造的就业人数的相应增长”在内的3个原则、6大目标和10项初步措施,以使中国承担起作为“贸易强国”应有的责任。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与美国总统的竞选周
6、期相吻合。总统大选年往往是美国国内对华贸易政策相对强硬、对华贸易摩擦相对密集的时期,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和国会就中美贸易争端采取各种贸易保护和制裁措施的积极性也会明显增加,从而使得双方既有的经贸问题在一个特定阶段内被显着地政治化。纵观历次大选中美国出台的各项临时性贸易政策或措施,可以发现它们的针对性极强,特定的政策措施往往是为了满足某个或某几个特定集团的利益要求。美国的各类利益集团都在美国政府中有代言人对议员进行游说,干预政府的各类经济政策也包括贸易政策,这些游说的集团数目众多,根据美国学者研究,每年成立的
7、游说集团有几十万之众(见图2),而其中受益于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和更广泛联系的各种群体成为对华实施友好贸易政策的影响者和游说者;而在对华贸易中短期利益或局部利益受到损害的各种群体主张贸易保护,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持不同态度的经济利益集团见表5和6。四、中国长期发展模式积累的弊端是引致国外反补贴的内在原因适当的产业保护措施,能使政治、法律和社会效果最大化。当国外优势企业确实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试图以低价驱[1][2]下一页逐其他竞争者,或通过大量政府补贴扰乱进口国市场秩序时,就出现了反倾销反补贴制度与竞争法的交集,是
8、两者都禁止的“掠夺性”行为,这时,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对国内民众和产业凸显政府的“爱国”效应,能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对当政者而言无疑是增加了政治资本,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能使经济、法律和社会效果都得到最大化的体现。其次,即使不存在外国产品的倾销或补贴行为,对其实施贸易救济措施,也是转移公众视线,推卸政府经济政策和管理不力的政治需要。①中国对外开放30年是动态发展和渐进进行的,对于外商投资的政策也是经过了发展的过程。开放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