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中的张爱玲与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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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性视野中的张爱玲与赵树理研究生：徐俊凯指导老师：李江教授学科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摘要年级：2003级张爱玲与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非常独特的作家。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时代氛围完全不同，其作品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但纵观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以看到他们的命运中却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他们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几乎同时走红的作家，都在一夜之间横空出世。他们的创作与周围的作家相比都显得是个“异数”。几十年里，他们俩都分别经历了一个起起落落、由被冷落、被批判到重新认识的过程。然而他们的命运又那么地不同。“文革”

2、后，他们的作品虽都重新被肯定和评价，却分别有着不同的遭遇。张爱玲在80年代被人们重新认识后，便引发了一次“张爱玲热”，她在美国逝世后，更是激起了研究和阅读张爱玲的高潮。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张爱玲热”的升温，可赵树理仿佛被人们遗落在那个属于他的40年代，不再被读者关注。因此，我们把张爱玲和赵树理放在现代性这个大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回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回到文学发生变异和变革的具体环节，从他们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的命运中，结合他们自己的性格特征、家庭身世和政治氛围、时代背景等等，来透视影响和左右文学想象的深层社会原因，以及左右

3、文学变革的动力所在，进而发掘除了作家本人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因素外，造成他们作品的文学观念和内在审美取向不同的文化源头，从而来解释和说明60年来他们的作品经历不同历史命运的内在原因。并通过分析这些差异性以及差异性产生的原因，来触摸中国百年文学发展的脉络，试图找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给百年中国文学绘个文化地形图。小说本是市民社会的产物，是不被统治者看重的“小”道，处在文化的边缘，是应小市民的消遣、娱乐产生的。但由于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了危机，出于启蒙之需要，小说逐渐改变了本原的意义，成为启蒙之利器、救国之工具，承担起了神圣的使命。此后的几十年里，文

4、学一直担负着民族国家叙事的重任，带上了浓厚的启蒙的功利色彩。对民族国家叙事的认同深深地烙在中国作家的观念中，僭越甚至逐渐掩盖了小说的市民话语，使得小说对于市民社会想象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小说逐渐重功利，轻审美；重群体，抑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作为市民社会的娱乐消遣的本质就改变和消逝了。小说作为消遣娱乐，作为市民社会的一种消遣的文艺创作，由于不合时宜而被压抑了、潜伏了。到了40年代，在解放区，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进行着如火如荼的革命和斗争。赵树理置身其中，高扬启蒙大旗，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人民的觉醒呐喊和呼告

5、。阶级、革命、抗日成为其小说的主要内容。他用笔为我们描绘出了I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村的各种变革和变化。而在上海，从“孤岛”时期到沦陷时期，上海无不处于摇摇欲坠的危难中。在那里，人们的生活朝不保夕，战争顷刻便可以让人无家可归。民族和国家叙事成为禁忌。人们能做的只有转向饮食、男女这样形而下的话题。这使得潜伏了的市民性叙事以张爱玲的创作为代表重新露出了水面。在张爱玲笔下，国家、革命、时代等一切宏大的叙事都被浓缩于家庭生活的一角。我们顺着非主流文学的发展线索，便能够看到被民族国家叙事压抑的市民社会话语。其实，无论是赵树理还是张爱玲，他们都在自己

6、的经验之上，参与了现代性的话语建构和表达。只不过由于各自环境、出身等的不同，他们对世界、对人生有着不同的体验，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姿态。赵树理选择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话语，而张爱玲则在一个没有言说环境的特殊地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别样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场景。他们分别选择了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这两种话语参与了现代性的建构。此后的几十年，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两种现代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人们的想象产生了强大的束缚和规约，张爱玲和赵树理分别经历了不同的命运。论文从接受者角度，从人、人民、市民三个概念入手，论述了从“人的文学”到“人民的文学”再到“市民的文学”

7、的变迁，粗线条的刻画出百年文学主流接受者的自我形象的转变，并用埃里克・H・埃里克森（Erik・H・Erikson）的身份认同理论，分析了这身份转变背后对文学的不同的束缚和规约，从而揭示出60年来对张爱玲和赵树理不同时代有着不同解读的深层原因。论文的三个部分分别从背景论、创作论和接受论三个方面，从文学（小说）的本体、创作主体和读者三个角度，对上述过程给予全面的分析。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两个表征共同发展，共同造就了中国百年文学现代性的发展。文学想象悬浮在这样两种相互交织与纠缠的表征基础之上，因而也有着

8、不同的表现。虽然小说是市民社会的产物，由于民族国家的现代进程中出现了重大的事件或者有某些不和谐的因素或者危机，文学便在国家话语权利和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责任感催生下，向另一方持倾斜状态，表现在整个文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