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外交决策中的“群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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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美国外交决策中的“群体思维”什么是群体思维群体思维(Groupthink)是公共决策中的一种现象，是公共决策研究文献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它是指这样一些情况，即群体对于从众的压力使群体对不寻常的、少数人的或不受欢迎的观点得不出客观的评价。［1］群体思维是伤害许多群体的一种疾病，它会严重损害群体绩效。也就是说：在群体就某一问题或事宜的提议发表意见时，有时会长时间处于集体沉默状态，没有人发表不同见解，人们会一致通过。通常是组织内那些拥有权威，说话自信，喜欢发表意见的主要成员的想法更容易被接受，但其实大多数人并不赞成这一提议。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群体成员感受到权威或群体规范要求共识的压力，不愿表

2、达不同见解。这时个体的思辨及道德判断力都会受到影响而下降。在这种情形下，做出的群体决策往往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可能导致失败的决策。当一个组织过分注重整体性，而不能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来评价其决策及假设，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最早提出群体思维理论的是耶鲁大学的厄文•简尼斯(IrvingJanis)教授，他通过对1961年美国操纵古巴流亡者入侵古巴决策过程的研宄，揭示了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这种特殊现象，随后又分别对这一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研宄，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并将这些假设综合后称之为“群体思维”。［2］之后，简尼斯用群体思维概念解释了一些美国历史上高层政治和军事决策的失败事件，例如20世纪60

3、年代的越南战争、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等。显而易见，这种分析方法为外交政策研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群体思维现象在外交决策中的表现对于群体思维现象在外交决策中的表现，这里必须要提到美国政治科学家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Allison),他对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提出了三种模式——理性行为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政府政治过程模式。［3］事实上，许多公共决策，特别是重要的外交决策过程都是由最高领导层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做出的，这种决策环境常常会产生一种压抑或限制小组成员的氛围，使决策群体不能对决策环境进行客观的分析，导致错误决策的产生和最终失败。这里以20世纪60年代美国入侵古巴的

4、猪湾事件为个案对群体思维现象作为案例分析。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美国召集了一批古巴流亡者，把他们集中到危地马拉进行训练，计划把他们派回古巴推翻卡斯特罗政府。民主党的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也同意了这个决定，于是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1400名古巴流亡分子于1961年4月17日在古巴的猪湾（吉隆滩）秘密登陆，其结果是行动惨遭失败，也给肯尼迪的执政蒙上了阴影。那么，作为外交决策中“精英中的精英”的肯尼迪政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呢?简尼斯认为，这是肯尼迪政府决策群体的一系列错误判断导致的最终失败，这些失误包括：第一，行动计划的保密工作出现纰漏。美国在迈阿密征召古巴流亡分子的细节和在危地马拉进行训练

5、的“秘密”，在行动之前已经有媒体进行了报道。第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美国军方认为古巴的空军落后，其B-26轰炸机足以摧毁古巴的军用飞机。但事实上，B-26是一战期间使用的轰炸机，能力有限，出动了一次就陷入了混乱，此后的轰炸被迫取消。第三，轻敌思想。决策小组认为古巴军队不堪一击，只需一小队人就可以在古巴海滩上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堡垒。结果是，古巴军队的反应迅速有力，两万名装备精良的古巴军队在入侵者登陆的第二天就包围了他们。第四，对形势判断错误。美国认为这次入侵会引起古巴地下反政府组织的起义，并将成为这次入侵的有力支持。实际上一年前古巴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古巴人支持卡斯特罗政权。第五

6、，对地理环境未做出深入考察。决策小组原计划，如果这次军事行动未能成功，行动者可以撤退到一个名叫艾斯堪布雷的山上，以便化整为零地对卡斯特罗政权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但行动失败后肯尼迪的外交决策小组才明白，入侵地点从最初的特立尼达小镇改变到猪湾(PigBay)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艾斯堪布雷山距猪湾80多英里中间是地形复杂的沼泽和热带丛林。但是在集团决策的过程中，却没有一个成员查看一下古巴地图，以便搞清楚那里的地理环境。事后，决策小组的成员经过反思总结出导致错误决策产生的原因如下：第一，当时肯尼迪政府主要从政治方面考虑这一问题，即这件事将考验民主党政府是否和前共和党政府一样，愿意帮助古巴流亡者反

7、对古巴的共产主义政权。第二，新政府沿袭了旧官僚体制。入侵古巴的决定是在肯尼迪政府成立之初做出的，政府成员之间还不十分熟悉。第三，决策集团意志非常坚定、明确，可以说“团结到把专家排斥在外的程度”，［4］因此参与决策的成员居然没有一位熟悉古巴地理的专家。第四，决策小组的成员认为自己的“直率坦言”会威胁个人的声誉、地位以及政治影响，不敢反对这一政策。针对以上四种所谓的解释，简尼斯以政治科学家的视角冷静、客观地探讨了此次导致肯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