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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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货币政策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探析摘要：本文使用SVAR模型分析2005年第1季度―2016年第1季度我国京津冀三地经济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相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京津冀三地之间的经济差距，但是力度比较小。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三地间的差距。中国3/vie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1674-2265（2016）12-0017-08　　一、引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目前非常重要的区域经济战略规划之一，其目标是建立以首都为核心的世

2、界级城市群，在京津冀三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交通、医疗、教育、就业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使得京津冀三地作为一个整体，真正地实现协同发展。但就目前来看，京津冀三地特别是京津和河北之间的经济差距还非常大。如图1所示，京津两地人均GDP水平差距不大，而河北人均GDP比较落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京津两地人均GDP是河北人均水平的2.5倍以上。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应大力发展河北经济，逐步缩小三地之间的经济差距。　　近年来，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He、Leung和Chong，2013；Dickinson和Liu，2007；Hsing和Haieh，2004）

3、。但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差距过大，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问题（宋旺、钟正生，2006；Guo和Tajul，2014）一直备受关注。我国货币政策开始注重“定向调控、精准发力”，来解决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问题和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汪川，2015）。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京津冀三地的影响以及如何使用货币政策缩小三地之间的经济差距，以实现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协同发展。　　二、文献综述　　大多数学者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集中在一国范围内，他们一致认为，货币政策对大国国内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异。Beare（1976）采用圣路易斯简约方程（St.LouisReduced-f

4、ormModel）证实了货币主义的主张：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也有重要的影响，他指出货币政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区域经济的波动。其后，诸多学者（Cohen和Maeshiro，1977；Mathur和Stein，1980、1983；Garrison和Kort，1983）对于Beare（1976）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展开了争论（DoetricAssociates（1981）同样在凯恩斯模型的框架下利用大型宏观经济模型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问题，结论与Fishkind（1977）大体一致。　　Carlino和DeFina（1998、1999）最早使用SVAR模型证实了美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

5、存在，并指出了区域效应存在的原因：区域利率敏感性产业占比的不同，区域中小企业占比的差异和区域大小银行结构的差异。然而，他们的实证分析只证实了货币政策区域利率传播渠道的存在，并没有找到区域信贷渠道存在的证据。　　此后，众多学者在不同国家使用VAR方法分别证实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例如DeLucio和Izquierdo（1999，西班牙），Weber（2006，澳大利亚），Nachane、Ray和Ghosh（2002，印度），Cortes和Kong（2007，中国），Guo和Tajul（201玄、王剑，2006）。曹永琴（2007）、蒋益民和陈章（2009）将我国分为八大经济区，通过面

6、板模型和SVAR模型证实了货币政策对我国八大经济区的影响存在差异。Corts和Kong（2007），孔丹凤、Corts和秦大忠（2007）采用VEC模型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省际效应，结果显示，沿海省份对于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要比内陆省份更大些。陈安平（2007）指出我国货币政策不仅存在区域上的不对称效应，在时间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效应，1978年后货币政策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要明显强于1978之前。　　关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原因，学者们大部分是从货币政策传播渠道的差异进行分析。宋旺、钟正生（2006）指出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是导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原因，而汇率渠道基本没有解释力。具体

7、而言，区域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蒋益民和陈章，2009）、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金融结构（刘玄、王剑，2006；蒋益民和陈章，2009）、国有银行信贷制度（曹永琴，2007；杨晓、杨开忠，2007）是造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并且区域金融发展对削弱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更具实际意义（蒋益民和陈章，2009）。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都是集中在2005年以前，且多使用年度数据。而本文主要研究2005年至今货币政策对京津冀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