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重构-司法公开机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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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威重构:司法公开机制的新视角摘要：从新意识形态研究范式论证司法公开正当性成为人们的惯常路径，其最大问题是忽视司法公开及其保障机制背后的非法律因素、资源配置或司法体制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司法公开成为一种司法技艺。通过赋予程序选择权、参与权，司法公开机制勾连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力量互动，最终激活了司法机关权威的“重生”。中国4/vie　　关键词：司法公开；路径；权威；重构　　中图分类号：D916文献标志码：A：10085831（2016）03017305　　最高人民法院领衔推动的司法公开被誉为“程序革命”或“一场新的法律革命”[1]。通过司法公开，实现司法公正和权威司法已经成为司法机关的理念追求，

2、甚至在理论上勾连起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及时公开执法信息，加强司法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但在社会法律理论看来，司法公开及其机制保障也绝不仅是国家权力运行，而是一个“组织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大范围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重要专家系统”[2]。它在实践层面促使我们从社会学角度深入思考司法公开及其机制保障问题。　　一、论证：新意识形态法学范式的路径　　司法公开及其机制保障是约束、指导法院司法工作的宪法原则，　　承载着人权保障和民主监督的双重功能[3]。从20世纪9

3、0年代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不断通过司法文件的形式三令五申、煞费苦心地密集推行司法公开，措辞不可谓不严厉，司法公开的内涵不断扩张。具体而言，1999年3月最高法院颁布《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审判。2006年12月，最高法院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强调以公开听证的方式审查重大执行事项。2007年6月，最高法院又发布《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规定》，确立了公开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以及办案情况查询机制，并加大二审开庭审理范围、重大案件听证原则、提高当庭宣判的比例以及生效裁判文书的公开力度。最具标志意义的是最

4、高法院于2009年颁布《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2010年《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司法公开内涵延伸到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等六个方面，同时，案件的审判管理、案件进展情况、司法统计数据和研究成果等都悉数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目前，司法公开已经远远超越审判公开的外延，超越旁听庭审、新闻报道等传统的技术性形式，转而涵盖司法机关适用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的整个司法过程，整个司法活动信息全方位公开。　　值得注意的是，“新意识形态法学范式”[4]主导着司法公开机制保障等相关问题的论证。立论的基础是人权、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的立场，把《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刑事司法制度的

5、内容作为论证司法公开及其机制保障的理想形态，主张司法公开是国际准则中公正审判权的要求，也是公民知情权的要求，并提出在全媒体时代国际准则应当最大限度地公开司法以及应当设立救济机制[5]。网络媒体、平面媒体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都在唱响司法公开，但论证的思路无一例外地沿袭着新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它们的语境中，司法公开不仅是宪法原则，凭借“阳光”司法，所有的暗箱操作都在阳光下运行，不断扩大司法公开范围、拓宽司法公开渠道、创新司法公开方式，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确保司法廉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未来法治中国建设的纲领性

6、文件，提出了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推动裁判文书公开。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也只有通过程序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民众才能够有效参与司法并最终认同司法。就中国法学界而言，新意识形态角度解析司法公开也成为一种主流话语。一些法学界精英人物认为，司法腐败对社会而言是最大的腐败、最后的腐败。遏制腐败，关键在于强化司法权力的监督制约和司法权的民主性，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腐败无处藏身[6]。尤其处于网络时代，司法公开机制保障更有助于人民群众参与司法、了解司法、监督司法，实现司法民主[7]。　　由此可见，包括法学精英、中央高层决策人士更倾向于从讲政治或新意识形

7、态研究范式论证司法公开的正当性。我当然尊重他们沿袭此种路径论证司法公开的问题，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有关司法公开的实证分析或实践效果的论证可能有待进一步深入，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一些诸如办案质量、裁判文书公开数量、旁听人次、上访率、调解率或民事案件息诉率的变化，就直接得出司法公开的正当性。这种论证的最大问题在于视国际规则为理想类型，忽视司法公开及其保障机制运作背后非法律因素、资源配置或司法体制方面的问题，最终可能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