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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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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我国行政视域下“幸福与尊严”问题的伦理思考摘要:民众的“幸福与尊严”被纳入政府的行政计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悖论性结果,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国民个体的幸福、尊严之间出现了一种非常态的逆向关系。文章认为,这根源于中国长期以效率优先的原则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联姻造就的畸形社会环境。在分析这种成因的基础上,文章对中国政府解决民众“幸福与尊严”问题的经济思路与政治举措进行了理论层面的伦理思考。中国4/vie 关键词:幸福与尊严;效率优先;帕累托最优困境;制度性不公 中
2、图分类号:B82051文献标识码:A:10093060(2016)03009607 2006年4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①,以“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②为根本目的。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则以“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③对13亿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做了具体诠释。2008年的“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开幕式上,胡锦涛强调让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以尊重劳动者的人格尊严、让劳动者共享经济
3、发展成果对“体面劳动”进行界定。2010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④,随后的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政府的责任明确地规定为努力让人民活得有尊严。至此,中国民众的幸福生活被政府以行政计划的方式赋予了实质性的内容,即以尊严诠释幸福,以体面劳动界定人的基本尊严。这就意味着幸福生活不再仅仅是个体对自身境遇的主观满足或者期待,也不再仅仅是学者于象牙塔内构筑的理想,而是政府对民众的一项庄严承诺。于是,民众的“幸
4、福”、“尊严”、“体面”等词汇开始频繁出现于中国政府的官方表述之中,成为拥有具体衡量指标的国家行政任务,亦即劳动者体面地劳动、更有尊严地过幸福指数相对较高的安稳生活成为中国政府的根本职责。 一、“幸福与尊严”纳入政府行政计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悖论性结果 把民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体面生活纳入政府行政的职责范围,这是中国政府对国民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新需求的回应。这种回应本质上是对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进行反思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终极目的的反思,亦即面对中国巨大的经
5、济社会变迁应当如何评价、如何引导其未来的走向?对此,中国政府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回答:让民众有尊严地活着,过一种幸福的体面生活。 这样的回答,在把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重新定位到关注国民个体福祉的同时,实际上却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悖论性的结果,即民众个体的幸福与尊严问题恰恰凸显于以增强国力、改善国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进程之中。这即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国民个体的幸福、尊严之间出现了一种非常态的逆向关系。因为作为民众个体主观体验的幸福与尊严之所以被纳入政府行政计划,是鉴于个体获取
6、这种主观体验的受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恰恰出现于国家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都极大提高的境遇之中。也就是说,民众个体幸福感的缺失、尊严感的失落并不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物质条件的匮乏,相反,恰恰是民众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之后对社会经济成果的非公平性分享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失望与不满的情绪。所以说,民众幸福与尊严问题的凸显或者说被纳入政府行政规划,本质上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了悖论性结果的直接体现。这种悖论性根源于中国政府长期以努力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而“效
7、率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又使得普通个体的福利在贫富两极化的过程中承受着强势资本与利益集团的不断蚕食。在这种蚕食过程中,弱势群体在贫富分化的境遇中日益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直接催升了民众对自身幸福与尊严的敏感度。 就理论而言,效率优先的原则本质上无法规避对社会公平某种程度的损害。因为效率优先的原则实际上是以某种短期性的政策安排来实现经济领域的优先发展,从而把政府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与对社会公平的承诺降到了一个“被兼顾”的地位,使社会公平被迫从属于经济领域的效率安排。尽管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
8、状况对社会公平进行了特殊的界定,这种界定也符合中国国情并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这并不能消除效率优先的政策安排对社会公平价值的潜在威胁,因为效率优先的原则隐含着社会发展的目标在于经济而非人自身。于是,在关注GDP增长的同时民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制度初衷被边缘化,民生状况的改善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脱离。此外,以高速发展国民经济为首要目标的效率优先原则还隐含着对这样一种逻辑推论的默认,即社会公正的规则实际上依赖于财富的多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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