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楼吴简中的建安纪年简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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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马楼吴简中的建安纪年简问题(1)　　长沙吴简中有“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和“建安二十七年”这样的纪年简。最初我们认为，这说明孙权在曹丕代汉以后，表面遵奉曹魏正朔，实则仍旧奉行建安纪年[1]。这个观点，是可以得到文献证实的。《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有韦昭撰《洞纪》四卷，称“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于此条下曰：“按建安尽于二十五年，此称二十七年者，以接吴黄武改元之岁也。……吴未改元之前，仍称建安之号，故是书止于二十七年。”此外，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于建安二十五年条下，也说：“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权江东犹称建安。”许嵩述江东

2、事，孙权建号黄武以前，皆以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纪年。许嵩错误地把这几年的时间多算了一年，非常混乱，但是他关于江东奉行建安年号的说法总是很明确的。　　以上的材料，足以佐成我们最初的观点。可是，最近我接触了一些铜镜铭文的资料，对于早先的意见产生了怀疑。　　王仲殊在研究吴镜产地时，提到相当数量的出土吴镜[2]。这些铜镜基本上出土于孙吴境内，王仲殊认为也都是在孙吴境内由官府手工部門制造的。下面我举出其中涉及孙吴初年纪年的铜镜铭文若干条：　　1）同向式神兽镜，二枚，湖北鄂城五里坂吴墓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館，一枚的外区铭辞为：“黄初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巳，扬州会稽山

3、阴师唐豫命作镜，大六寸，清冐，服者高迁，秩公美，宜侯王，子孙番昌。”两枚之中，有一枚的钮上刻有“上大将军校尉李周镜”，王仲殊认为这是后来加刻上去的。　　2）对置式神兽镜，湖北鄂城钢厂630工地吴墓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館。铭辞为：“黄初四年五月丙午朔十四日，会稽师鲍作明镜，行之大吉，宜贵人王侯，□服者也□□，今造大母王三。”　　3）同向式神兽镜，传长沙出土，现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铭辞为：“黄初二年武昌元作明镜，宫湅章乃而清冐，吉羊。”王仲殊认为，“元作明镜”，即“始作明镜”之意。这一年孙权都于鄂城，改名曰武昌。　　以上三例，第二例中的黄初四年，难以令人接受其为孙吴制作。王

4、仲殊解释道：“镜从鄂城吴墓中出土，铭辞中又明记为‘会稽师’所作，故应为吴镜无疑。《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孙权传记孙权虽于黄初三年十月抗魏而自立年号，改元‘黄武’，但不久又与魏文帝通好，至后年乃绝，故镜铭中有‘黄初四年’的纪年，这是不足为怪的。”可是，铭辞中的“黄初四年五月丙午朔”，与史实不合。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黄初四年（黄武二年）五月应当是戊子朔，从黄武二年开始弃用四分历、改行乾象历的孙吴，黄武四年的五月，恰好是丙午朔。所以我怀疑，铭辞中的黄初当是黄武之误。　　王仲殊所举第一例的两镜，后来收入湖北省博物館与鄂城市博物馆合编的《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3]，改称“重列

5、神兽镜”，并说明1970年7月10日于鄂钢630工地出土，亦与王文不同。而王仲殊所举第二例，未见此书，看来不能算是可靠的资料。　　《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收出土纪年六朝镜十六枚，收建安纪年镜五枚，其中并无建安二十五至二十七年的纪年，属于这一时期的，只见两枚黄初二年镜。这是出土于吴墓、由吴人生产并且也由吴人使用的铜镜，并非专为北方生产而不得已使用黄初年号。因此，认为黄初年号确曾行用于吴地，应当是有依据的。　　王士伦在《绍兴的古代铜镜》一文中[4]，介绍日人梅原末治编《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所载一枚绍兴出土的重列神兽镜，有“建安廿五年十月辛卯朔四日……郑豫作”铭文。可是纪

6、年的月朔是错误的，建安廿五年十月应该是癸卯朔，而建安廿二年十月才是辛卯朔，二五易致混淆。我认为“廿五年”是“廿二年”的误释，而王士伦文章中还举出梅原末治编《绍兴古镜聚英》一书，也录有同地出土的“建安廿二年十月辛卯朔四日甲申郑豫作”的重列神兽镜（案辛卯朔，则四日当为甲午，疑释文误）。相信这两枚铜镜是同范所铸，日期和形制完全一致，铭文也应当一致。退一步说，即使建安廿五年纪年镜是可靠的，也存在着一种解释。比如，很有可能，孙吴并没有遵奉曹丕所改的延康年号，而且，在黄初二年八月（孙权向曹丕称臣）以前，孙吴也许的确一直在使用建安年号。　　俞伟超先生为《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作序[5

7、]，也列举梅原末治《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中若干吴国初年的铜镜，纪年涉及黄初二年和黄初四年。其黄初四年镜出土地点不明，铭辞作“黄初四年五月壬午朔十四日……”，月朔不对，疑亦是误释（疑当作黄武三年）。其黄初二年镜即前所引王仲殊之第三例。俞伟超先生注意到六朝纪年镜月朔干支多有不合，但是未予解释。我猜想，除了属于误释造成的扞格外，可能与铸镜时套用旧范有关，旧范中原有的纪年月朔干支被保留，而年号及年份则因需而改，就造成抵牾不通了。　　综上所论，孙吴境内，确曾使用过黄初年号。那么，吴简及文献中又存在着相反的证据，如何理解呢？关于公元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