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科举改革与诗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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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隆年间的科举改革与诗歌繁荣【内容提要】清代中期，特别是乾隆中期至嘉庆年间，当时诗坛曾出现过一片活跃繁荣的景象，涌现过一大批颇有成就的优秀诗人，且诗论主张甚多，成为清初诗坛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而这一高峰的出现，与乾隆丁丑（1757）年科举考试制度减判增诗的改革措施密切相关。但至今的各种文学史或诗歌史都未提及这一原因。【关键词】乾隆年间　科举制度改革　诗歌繁荣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高峰，名家林立，名篇迭出。这一现象的出现，虽然有其它各种原因，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唐代以诗取士的考试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曾明确指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

2、之诗所以不及也。”清代的诗歌成就虽不如唐代，但也出现过许多大家、名家，特别是乾隆年间，曾出现过一个诗歌高峰。而这一诗歌高峰的形成，除其它原因外，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便是与当时科举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乾隆中期科举制度的改革中国科举制度始于隋朝，至唐代而趋完善。所谓：“以诗取士”，所考的诗一般以五言六韵的律诗为主，也有根据官限，四韵、八韵杂出不一的，至于祖咏的《终南望余雪》一篇，一帖用了二韵，这种现象极少，是他的一时自作，不是本来的定例。宋初，进士科举仍重诗赋，至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重经世致用，倡导造就通治道、经世务、兼文武、重实用的人才目标，在科举制度上也大刀阔斧地加以改革，罢诗赋

3、、帖经、墨义，而以经义取士，即用经书中语句，阐发义理。故宋以后，都以儒家经义为主。到了明代，无论是乡试或会试，都是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各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内容皆与文章相关，而与诗歌无缘。故明代八股文风靡一时。到了清初，康熙皇帝为了笼络汉族士人，搜罗天下人才，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设立了博学鸿词科，这是保荐与词科相结合的制科。康熙帝特下诏书道：“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

4、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其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1]由于康熙开博学鸿词科是为了招收“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和“文词卓越之人”，偏重文学之才，于是在次年三月召试体仁阁时，特试赋一首、诗二首，康熙帝亲览试卷，结果朱彝尊、冯勖等这次皆以布衣入选翰林官。这是清初博学鸿词科首次出现的“以诗取士”的现象。然而，就清初的乡试、会试来看，内容虽屡有变更，但仍在经义，或论、表、判、诏、诰、策诸文章（文体）之间增删变化，都与诗赋无关。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甚至仍恢复旧制，沿用考八股文的方法，结果出现了考试中文、论、表、判率多雷同抄袭的现象，

5、缺少新意和创见。实际上，康熙皇帝晚年在听大臣廷议时，也已意识到了考试制度上存在的一些弊端，总觉得清初以来的考试制度中其它各种文体都具备，独缺诗，有些不妥，想在后场减判增诗。到了雍正年间，朝考中便增加了诗题。“雍正五年，诏内阁会议简选庶常之法，寻议照雍正癸卯科例。殿试后，集诸进士保和殿考试，仍令九卿确行保举，考试用论、诏、奏议、诗四题，是为朝考之始。”[2]1736年，弘历继承皇位，改号乾隆。他是一位喜欢作诗的皇帝。乾隆三年（1739年），兵部侍郎赫舒德主张“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但因当时大学士鄂尔泰当政，竭力反对，科举制度遂无法得到改革。不久，乾隆发现科场论判，千卷雷同，并有临场拟作或强记

6、抄袭之弊，大为不满，这才在乾隆丁丑（1757年）春季下决心进行了整改。据《清史稿·选举三》载：“二十二年，诏赐旧习，求实效，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明年，首场复增《性理》论，御史杨方立疏请乡、会试增《周礼》、《仪礼》二经命题。帝以二《礼》义蕴已具于《戴记》，不从。四十七年，移置律诗于首场试艺后，《性理》论于二场经文后。”[3]于是，就在乾隆丁丑（1757年）春季，特谕会试二场的表文，改考五言八韵的律诗。正因为乾隆皇帝“减判增诗”，在科举制度上的这一改革，激活了乾隆诗坛，使清代的诗歌创作涌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科举制度改革所带来的诗坛繁荣不可否认，在清代初年的诗坛上曾涌现过一批

7、颇有影响而又卓有成就的诗人，如钱谦益、吴伟业、阎尔梅、归庄等，既有侯方域、冒襄等“四公子”，也有“南施北宋”之称的施闺章与宋琬，又有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等3人并称的“岭南三大家”，并有“南朱北王”之称的朱彝尊与王士祯，另有严绳孙、姜宸英、朱彝尊合称的“江南三布衣”，还有陈维崧、吴兆骞、余怀、吴嘉纪等一批名家，真可谓云蒸霞蔚。当然，其中有一部分诗人，如钱谦益、吴伟业、阎尔梅、归庄、冒襄、侯方域等，严格来说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