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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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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先生作《先生遗书序》,归纳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有三:“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本人的学术研究,也可说是依循这三条而展开的。在他一生治学成就最高的唐代文史方面,“地下之实物”最重要的有两部分,一是敦煌文献,二是石刻文献。先生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平生也“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均见《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成就,学者论述已多。但就石刻文献研究来说,他似
2、乎涉足较少,不像另一位唐史大师先生那样有多种石刻研究论著,其论文集中几乎没有研究碑刻的论文。然而,只要细心寻绎他的存世著作,即不难发现,他对石刻文献的掌握和利用,涉猎极广,搜求尤勤,在石刻解读和证史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唐代石刻研究,始于宋代,清代成为显学。石刻的最大价值是保存了唐时文献的原始面貌,多可补订史乘的缺失。清代学者治金石成就突出,但其弊端,正如先生所云,一为过信石刻,凡石刻与史乘有异同处,概曰“自当以碑为正”,二为偏责史实,不明史例,但见石刻有史传不见者,即视为“史之失载”。(见《贞石证史》)先生
3、对石刻与史传关系的论述,更为精当: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瞭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这段话虽就杨树达之著作引发议论,实意在针砭清以降专治金石而忽视经史者。寅恪先生为学生开列治唐史的必备书目,首列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次列《全唐文》和《全唐诗》、宋四大书中的《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唐大诏令集》,而以敦煌材料、碑刻材料和佛教材料
4、殿末(参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杨联陞《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均收入《追忆陈寅恪》),正足体现其治史应先重“多数汇集之资料”,次及“少数脱离之片段”的态度。他曾将传世文献归为旧材料,将“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之类视为新材料,进而说明运用新旧材料的方678法: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当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致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先生编年事辑》1935
5、年谱)这一态度,贯穿于他研究唐代文史的各种著作之中。虽不作专门考释石刻的文字,但如重要石刻有助于恢复“残破的古画”中一山一树面貌者,他都充分利用,决不轻忽。他在《旧唐书、李德裕传》中一段批语,记录他获读李德裕家族墓志后的快意心情:“唐自武宗后史料缺略,故此传末所言多误。近日洛阳李氏诸墓志出土,千年承讹之事,一旦发明,诚可快也!”藉此亦可见他对石刻文献的重视程度。寅恪先生治史的视野和方法,均较清儒有了极大的转变和进步,但就治学的基本规范,如读书务求善本,务经手校,立说先作札记之类,则仍步武乾嘉,决不苟且。从现存
6、的他的部分读书札记,如两《唐书》札记《唐人小说》批语来看,他将新出石刻可与史传、说部参证者,曾作过大量札记,并记录下两者的同异。如在《旧唐书、李邕传》下,记录可资比较而当时新出的李邕祖孙墓志;在《新唐书》李鹏戡、赵矜、韩仲卿等事迹下,注明宋祁所据的碑志材料,在突厥、回纥诸传中,记下两域付出的相关碑志。这些札记,少部分后来在他身前出版的著作中有所引申发挥,大多则仅见诸札记,可见他读书以储材备用,积累极其丰厚。寅恪先生对石刻类著作,阅读极广。从有关著作的证引来看,从宋代欧、赵二录起,到清代的《金石萃编》、《八琼室
7、金石补正》、《来斋(排印本误作来斋)金石刻考略》等书,乃至民国间罗振玉的《石交录》、《辽居稿》、《冢墓遗文》、岑仲勉的《续贞石证史》等,皆曾广泛证及。重要石刻的证引,多曾求取善拓,备校众本。如引河北隆平(今作隆尧)《光业寺碑》,既据史语所藏拓,复取同治《畿辅通志》予以参校补阙;引李德裕家室墓志,亦录自原拓;为证明《柳氏传》中天宝十二载知贡举者礼部侍郎“杨度”为“阳浚”之误,他在广征《新唐书》、《唐语林》、《李义山文集》、《唐才子传》等书后,复取颜真卿《元结墓碑》为证,仅此碑即先格《金石萃编》、《八琼宝金石补正
8、》之考录,最后请刘节查北平图书馆藏善拓颜书此碑,始得定谳,并驳正徐松校作“杨浚”之误(详《中国古籍研究》创刊号刊《(唐人小说)批注》)。678.0pt">寅恪先生据石刻文献以治唐史,最突出的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四裔民族史的研究。近代以来,中外学者重视中亚民族史、交通史的研究,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民族文字碑刻,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寅恪先生十分重视这批碑刻的价值,他告诫门人:“《和林金石录》有突厥《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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