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统主义与现代化——透视艾森斯塔德的东亚发展观

《新传统主义与现代化——透视艾森斯塔德的东亚发展观》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新传统主义与现代化——透视艾森斯塔德的东亚发展观内容摘要：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反对“一个社会传统越少，也就越是现代化”的极端观点，他主张重新考察传统与变迁的关系，以便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以中国经验为例进行考察，就是这种重新定位的尝试。他把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分成三期：晚清（或帝国）时期；民国（或后帝国）时期，共和国（或共产主义政体时期）。认为第一期的现代化反应还是传统主义的，而在第二期，现代化反应是新传统主义的。到了第三期，现代化反应虽不再是新传统主义的，但“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取向，并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传统所影响”。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台湾、日本和泰国

2、现代化的成功，是在新传统主义框架下的成功，但受益于它们所处的国际关系中的边缘地位，减弱了国内外对它们的期望或政治经济方面的压力。新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艾森斯塔德还是建议要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现代制度建设（包括各种中介制度和组织），以整合和化解在现代化过程里产生的新的“动机”或取向（必须有吸纳和释放机制）。艾森斯塔德的传统与现代性相容，并能为现代性所合并和控制的观点，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深度推进富有启发，现代化建设要摈弃简单地否认历史与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连续性过程。关键词：传统；现代化；新传统主义；东亚；中国S.N.艾森斯塔德（ShmuelN.

3、Eisenstadt），当代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现代化问题专家，以色列希伯莱大学教授，著有《社会的进化与发展》（1966）、《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6）、《帝国的政治体系》、《轴心文明的源头与分殊》等。他在《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一文里认为，现代化并不需要消灭传统，也不可能消灭传统，需要探讨的是应该如何让传统适应或顺应现代化，即让传统为现代化所吸收和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制约和影响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并与日本和泰国作了比较研究，得出了新传统主义与现代化可以相容的结论，这与他主张的“多重现代性”理论是一致的。一

4、、重估“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艾森斯塔德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把“传统”与“现代性”两极化的做法，主张两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共存，“现代性”实际上在不同的程度上是从传统中发展（传统的创新）而来的。“传统”中具有可以现代化的“潜质”。从“传统”向“现代性”演进的过程是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不是简单抛弃“传统”的过程，而是把“传统”不断转移和整合到“现代性”中去的过程。因此，需要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第一，“一个社会传统越少，也就越是现代化吗？”众所周知，在“经典”三、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的异同、特征与原因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对现

5、代化的反应存在明显的差异。艾森斯塔德认为，在晚清，从必须重构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并没有被感受到，特别是没有被中心制度感受到。对这种挑战的反应，充其量不过感到有必要使现成的秩序适应新的技术和国际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意识形态环境。而在民国时期，挑战已经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现代秩序。也就是说，在晚清，现代化反应还是传统主义的，而在民国，现代化反应是新传统主义（新传统的儒家取向、非改造型、半世袭性）的。尽管存在基本差异，但对现代化的反应还是有一个共同的一般性特征，即中国对新的环境、现代力量的冲击和现代性的挑战的适应能力是很低的。在晚清时期，统治中心仅仅愿意促进

6、某种有限的并为自己所控制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往往局限于技术以及某些经济和行政领域。不愿促进更长远的可以确保广泛阶层参与政治秩序的变迁。统治中心的政策以强调维持现成的社会结构为特征，对社会运动和独立的公共舆论进行镇压，使之转变为积极的、较为成形的政治成分和组织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在统治中心之外的现代化群体的组织程度是很低的，改变现存的象征和制度秩序的效能很低。在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基本现代化取向是新传统主义的。在最一般的象征层次上，国民党精英常常是按照传统主义的方式来定义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中的中心象征，并将由革新性群体所形成的新的象征和取向的内部整合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在组织领域，国民党

7、精英努力控制其他群体，使之不超出传统的界限，互相分离，缩小和控制他们流通的渠道，将他们与中心相分离，限制他们对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参与与接近。在社会的宏观层次上，新传统主义反应是在秩序中心形成了军事“传统主义”和新型世袭制。其特征主要是：保守的军人意识形态；强制性的取向与政策；新中心在意识形态和象征上的封闭性；主要关心的是现有政体的维持，并与社会中的主要群体（大部分是传统的）建立临时性的妥协。[5]在这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