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武举武学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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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武举武学与社会生活　　周兴涛　　摘要：宋代是典型的科举社会。武举在地位上低于文举，但它作为科举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受到社会的尊崇，其及第后的庆典仍有赐钱物、酒食、诰牒，也置闻喜宴、状元局等，依然有朝谢活动，只是其待遇、地位均比照文举而略低。地方社会（官方和民间）对武举者也建有武状元坊，作《题名录》以旌扬之，且有贡士庄、鹿鸣宴、义约等资助活动。武举子和武学生在参政意识上与文士同样积极，尤其对南宋政治影响甚大。宋代武举、武学是文治的表现而非尚武精神的反映。　　关键词：宋代武举社会　　史学家刘子健先生《史学的方法、技术和危机》一文认为宋代开启了中国“新传统时代

2、”，其给出的四点理由中有两点最重要：其一，自尊为正宗道统，排除不同的思想，同时特重教育，普及上下（连文盲的平民）都大体上遵守的价值观；其二，从旧传统演变为新传统，这过程是调和的，不是冲突的；延续的，不是中断的；缓进的，不是骤进的。［1］笔者以为这个判断非常有价值。新传统可以用“文治”来概说，过程演变的主要手段之一即教育与科举结合，形成科举社会，并影响深远。在此角度研究宋代武举、武学，对把握历史趋势不无俾益。　　一、中第后的荣耀　　教育与科举的目的是培养、选拔符合统治阶层标准的官僚，如何让其标准被广泛接受，最终成为引导社会的主流价值尺度，赵宋较李唐显得更为积

3、极和睿智。仅就武举、武学而言，即可分辨。　　（一）在京的恩例与庆典。　　由于及第和舍选后的释褐都是在京城进行，故一系列的恩例与庆典首先由此向各地辐射，明目之繁琐，气氛之热烈，堪称盛事。武举中第后的庆典活动大多比照文举而来，计有：　　第一，赐物。主要为衣物和酒食。宋文举进士于太平兴国二年（977）赐袍，其功用在于使之感激“衣被皇帝之恩”。大中祥符元年（1008），“诏应登科人并庭赐绿袍、靴子、笏。”［2］武举的恩赐则较晚，且随意。元丰八年（1085），武举进士赵国徽等三十九人并赐袍笏、银带。元祐六年（1091），武举“特赐袍带靴笏”，但这仅是内借职郭彦卿一人

4、以三年磨勘为代价换回的。［3］其余人并未享此殊荣。南宋时，才成为惯例。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三：“武举进士，前三名照文科为状元、榜眼、探花，恩例各赐紫囊、金带、靴、笏。”周密《武林旧事》卷二：“武举人赐紫罗袍、镀金带、牙笏。”各时期略有差异，但紫袍、金带必不可少。又淳熙二年（1175）诏自今武举特奏名赐紫罗窄衫一领、一十两数金镀银五子荔枝腰带一条。咸淳元年（1265）毕祈凤武举廷试第五，赐紫袍、金带、象笏。衣物是身份的标志，文官皆绿袍，武官则是紫、金。宋人表达中第后的喜悦，说“程文奏御宸心悦，青紫纷纷换白袍。”［4］青是文举，紫则是武举。又台州之人“相继以武

5、举擢”，“自是联肩接踵，腰金纡紫，项背相望。”［5］通过服饰的变化，表明身份的提升。　　赐酒食。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赐状元等三人酒食五盏，余人各赐泡饭。”目的是“饮食以将厚意”。［6］　　第二，赐黄牒。元丰八年，文举进士由吏部给敕牒。乾道五年武举唱名始给付身，称保义郎承节郎、承信郎之类付身即唐之告身。《通典》卷一五《选举》三云，“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给之”，“各给以符，而印其上，谓之‘告身’，其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武官则受于兵部”。乾道八年降旨武举唱名日给黄牒。［7］武举牒则作“武举正奏名某”，绝伦人于正名上添“绝伦”二字，其后拟第一名赐武

6、举及第（余并赐武举出身）并所补官；特奏名前作“特奏名某”，而后“拟所补官资，展减磨刊。候黄甲指挥下，令吏部出给公据”。［8］淳熙四年，武举特奏名改称“武举推恩”。［9］宋武举从告身到黄牒，虽比拟文举而来，但较之唐之文举和武举，其待遇已自高出不少。　　第三，赐钱用于期集。文举情况请参阅《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武举则材料甚少。吴自牧《梦梁录》卷三言期集：“每日祗直，皆两司给官钱供应。及于诸州府守臣、诸略三司，及制阃殿步三司等官，俱有馈送助局钱酒。”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凡费悉出于官及诸阃馈遗云。”唯《宋会要》选举一八之三：“淳熙二年四月十三日诏，武举朝集增给

7、钱三百贯（自此每举如之）。”“朝集”或为“期集”之误。无论如何增，当不会超出南渡后文举一千七百贯之数。不足的费用，由地方官府补贴。　　第四，闻喜宴。文举闻喜宴制度始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北宋在琼林苑举办，南宋则在礼部贡院。武举闻喜宴未知何时开始。南宋程鸣凤《赐武举第一谢恩表》云：“伏蒙圣恩赐臣等闻喜宴于礼部贡院。”［10］而当时“排办礼部贡院充文科状元局，或别院或借祥符寺充武科状元局”，［11］“赐闻喜宴于局中，侍从已上及馆职皆与知举官押宴”。［12］则于别院或祥符寺设武举闻喜宴也有可能。　　第五，置状元局。主要负责一切庆典活动。首先是游街。《武林旧事

8、》卷二云：前三名“骏马快行。各持敕黄于前，黄旗杂沓，多至数十百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