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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典戏剧女性形象研究“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白虎通德论》)为了反衬男人自身的伟岸和无上权威,女性必须温柔、驯服。梁鸿少时孤贫,而孟光家境豪富,但孟光“常言道嫁的鸡儿则索一处飞,与梁鸿既为妻,也波相宜”,“重整顿布袄荆钗,收拾起娇红腻粉”,随夫无怨无悔地陋居草屋,布衣粗食。梁鸿虽然穷困,可在妻子眼里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天”,每顿饭妻子都是“高高的举案齐眉,服侍秀才”;在《威尼斯商人》中,当巴萨尼奥选中匣子成为鲍西娅的丈夫后,鲍西娅马上贬低自己是一个“不学无术、没有教养、缺少见识的女子”,她接着说:“幸亏
2、她的年纪还不是顶大,来得及发愤学习;她的天资也不是顶笨,可以加以教导;尤其大幸的,她有一颗柔顺的心灵,愿意把它奉献给您,听从您的指导,把您当作她的主人、她的统治者和她的君王。我自己以及我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变成您的所有了;刚才我还拥有着这一座华丽的大厦,我的仆人都听从着我的指挥,我是支配我自己的女王,可是就在现在,这屋子、这些仆人和这一个我,都是属于您的了,我的夫君。”[2](四)奉献主观上无自我,具有忍辱负重的献身精神。《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在丈夫参加科举考试后,饥荒年,她独撑门户,典当首饰换回粮米侍奉年迈的公婆,自
3、己吃糟糠,去义仓请粮遭勒索,走投无路欲寻短见时,还是想着无人尽孝的老人。公婆死后,她又卖发买席葬亲,罗裙包土筑坟。对待公婆,赵五娘尽心尽责;对待丈夫,她努力做到“贤”,包括容忍伤害自己情感的行为,蔡伯喈发迹娶相女牛小姐为妻,赵五娘没有表现丝毫不满。《香祖楼》中的曾氏为了给丈夫纳妾,不但请人去说媒,而且在女方“索要千金”的无理要求下,竟然从娘家借来银两;《救孝子贤母不认尸》中的李氏在丈夫死后,独自挑起家庭重担,勤俭持家、养蚕缫丝,辛辛苦苦抚育亲子杨兴祖和庶子杨谢祖。她因材施教,让两兄弟一学武一学文,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朝
4、廷征兵时,为保护后妾遗孤杨谢祖,她坚决让亲生儿子奔赴“不死则伤”的战场;珀涅罗珀在漫长的20年中苦苦等待和消磨着自己的青春;《阿尔刻提斯》中斐赖城国王阿德墨托斯命中注定要短命而死,包括父母在内的亲人无一愿当替身,唯有妻子阿尔刻提斯自愿替死。男性理想中的妻子除了美色、忠贞、顺从、奉献方面的要求之外,还关注于她是否能帮助丈夫逢凶化吉,逃避灾祸,获得权力、地位、身份等一切至高无上的荣耀。《杀狗记》中的杨氏可以说是这类女性的杰出代表。她在丈夫孙荣与奸险小人称兄道弟之时,想尽一切办法使冥顽不灵的丈夫走出歧途,在虎落平阳之前认
5、清小人嘴脸,远小人,亲兄弟;《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因美丽的姿色被杨衙内看中,杨衙内设计陷害她的丈夫白士中。谭记儿勇敢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仅惩治了恶人,还帮助丈夫渡过了危机;《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以过人的机敏,在法庭上欲擒先纵,唇枪舌剑,战胜了咄咄逼人的守财奴夏洛克,解救了一筹莫展的安东尼奥,制止了一场流血事件;《伪君子》中奥尔贡的续弦妻子艾米尔,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妙地帮助迷途丈夫幡然悔悟。在中西古典戏剧中,男性作家塑造了相当多的贤妻形象,她们身上承载着传统社会文化赋予女性美好品质的全部内涵,是男性对女性
6、的期待与规范:貌美如花、忠贞不渝、温柔顺从、无私奉献、聪慧机智、宽容大度……对于男人们,要抚慰他们的心灵,包容他们的过错,担当他们的失责,要逆来顺受地承担,始终如一地忠贞,无私无我地奉献,尽心尽力地扮演好一个贤内助的角色,当然更要像谭记儿那样为丈夫清除一切麻烦。贤惠型女性身上所体现的贤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女性生命力的压抑、对女性自我精神的绝对控制,女性真实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已经被潜入了历史地表,作为人的女性的基本生存欲望和权利被抹杀和剥夺。为了实现妇女的美德,达到男性化标准,贤惠型女性以一切形式的牺牲(等待、
7、忠贞、柔顺、臣服、甚至死亡)为代价放弃女性自我,从而得到男人的崇高评价。这类女性主观上无自我,具有忍辱负重的献身精神,以自己的枯寂生活和情感折磨为代价换来了在父权文化中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艺术源于生活,中西古典剧作家在刻画女性形象时之所以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正是因为中西古代的女性在生存空间上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固然也反映现实中女性的状况,但这种反映一经作家心灵的折射,就带上了作家的主观印记。男性作家在文本中依靠强大的男权话语建构了他们价值观认可的女性美德,这种美德是虚构的,是男性作家的“一厢情愿
8、”,是男性作家试图将男权推向无可取代的极致地位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同志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3]文学作品描绘的生活画面和客观存在的生活原貌不同,它是经过人类大脑加工再造的艺术形象,其中融进了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及其自身的理想、愿望和感情。由于文化的差异,中西古典戏剧中这类女性形象同样有很多不同之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