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霍姆林斯基智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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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霍姆林斯基的智育思想（一）产生把苏霍姆林斯基的智育思想介绍给中国的基础教育工作者的愿望将近十年了。起初是缘于那么多教育者对素质教育的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拒绝，后来则因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竟然遭遇那么顽强、巨大的阻力，以至于每一次“新课程改革”没钱进一步，都会激起“应试教育”更强烈的反弹。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只把眼光盯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内陆地区为媒体热捧起来的个别“样板学校”，而是占了基础教育绝对多数的城镇和农村的中小学，而且有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的勇气的话，那我们就应该看到，与一片“课改”声相对立的另外一种现象——“应试教育”正

2、甚嚣尘上、白热化和登峰造极。敢于直面现实，敢于说出真话，首先是一种对人、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感，是一种品质和人格；同时又是对中国基础教育存在问题有深刻见解的表现。在中国基础教育工作者中，这样的人不是没有，但是可惜为数不多。我的依据是：（1）“应试教育“波涛汹涌而不可遏制；（2）在中国，叫得响的名师、名校长似乎只是那么一个小圈子里的为数不多的人。据此现实，我日益深刻地体验到，除了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外，教育思想的贫乏和空白，才是我国素质教育、课程改革的真正困难所在。其他如“社会舆论、百姓需求、中招和高招制度”等等全部派生于此，并受其主导和制约。因此，我认为

3、，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普及真教育思想，其意义和价值绝不在改革办学模式、改革课堂教学的技巧技能和方法方式，以及“先进典型”的塑造、宣传之下。我当校长二十五年，先后领导过七所初级中学和一个乡的中小学教育，我深刻地体会到，只要校长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教师们接受先进的教育思想并不困难，而一旦教师们掌握了先进的教育思想，他们就能发现教育的弊端，于是改革创新的热情就会“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而就一个县、区看，只要有一个有自己的教育思想的教育局长（如我省新安县的韩经权同志，洛阳市洛龙区的张欣同志），那么，在他们领导下，就会成长起一大批有教育思想、办学理念的校长。在这样的

4、校长领导下的教育，就是“真正的教育”，就基本上不存在教师倦怠、学生厌学、辍学等等问题。但可惜，在中国有自己的教育思想的局长和校长太少了，所以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在现实中都遭到巨大的阻碍就可想而知了。教育改革遭遇的拒绝、抵制是全面而普遍性的。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三个方面。（一）以“县中”为代表（也包括一些市级）的“重点”高、初中，迫于保持自己的“领袖”地位，虽然口头上也承认素质教育、课程改革“好是好，但是高考、中考制度不改革，谁也不敢放松智育”。（二）“重点”以外的占了绝对多数的“薄弱学校”的校长们，处于生源、师资和其他办学条件的劣势地位，以及受那些“重点学

5、校”的“示范”作用，更是从根本上就不认同素质教育、课程改革，在他们的语言中，强调得最多的是：“说得再好听，搞不上‘质量’和‘成绩’说啥也不行！”他们所说的“质量”和“成绩”就是统考中的靠前的名次和中招、高招中的“升学率”——实际上只是“绝对人数”。（三）县、区的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一方面迫于自己属下的高中与其他县、区在“高招”中的升学率的压力，也就认为“分数”、“成绩”远比素质教育、课程改革更现实、更重要。这三个方面在认识上的高度一致在于：考试分数、升学人数就是“质量”。所以，不少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一些教育“理论家”谈到“应试教育”的弊端时，首先的论据

6、就是“重视了智育而忽视了德育”……也正是因为对“质量”、“成绩”、“智育”有这样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才有一些“教育理论家”、一些其他方面的“专家”，以及一些“优秀校长”众口一词地认为：“课程改革依据的都是些“洋理论”。“洋理论”观念上成为“应试教育”坚持者的思想武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对“质量”、“成绩”认识上的肤浅、片面和简单化，是对“智育”认识上的错误和白痴，而问题的根本所在则是对教育科学的排斥，尤其是对智育理论的不学习、不研究，说白了就是没有起码的教育学知识。面对这样严重的现实，我很早就想把苏霍姆林斯基的智育思想解绍给更多的同行们，近年来，这一愿望

7、越来越强烈。因为我坚决地认为，中国基础教育深陷于“应试教育”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最根本的原因无非两个：一是国家的教育管理体制问题严重，二是搞教育的人却没有教育思想，其他如“高考”、“中考”、“社会舆论”、“百姓需要”、“就业形势”等等，都非问题的根本所在。促使我想把苏霍姆林斯基的智育思想介绍给教育同行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专家到校长，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多数——这些人还是善于思考点问题的人——有一个非常一致的见识：“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西方发达国家扎实。”其理由是：中国学生拿到的世界奥赛金牌数最多，中国中小学教材、尤其是数学比西方发达国家深得多。以我的微不足道的

8、身份和浅陋的学问，既没有出国考察的机会，也没有将中、西方基础教育作比较研究的能力，但是有两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