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媒体时代的建筑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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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媒体时代的建筑理论与批评评价后媒体时代的建筑理论与批评，要从历史的大关系中去观察和体认，并且“后媒体时代”这一“断代”也需要放在20世纪整个传媒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确证（当然这并非本文的重点，本文只是借用这一时段来考察建筑理论与批评的当代转向问题），因此，本文首先要理清20世纪中国建筑发展的主线，并初步论及中国后媒体时代的形成。　　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不管其发展历程多么复杂，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有其自身的延续性。20世纪中国建筑发展的主线其实是建筑“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问题。侯幼彬教授曾对近代中国的建筑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中国建筑的主线索是“现代

2、转型”，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不同，它并非自发的生成，而是受西方现代化的影响，是一种由外力引发的现代化。这种发展状态历史地注定了中国现代化与西化的不可分割，也注定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移植。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普遍有一种“走向世界”的雄心与“实现现代化”的热望，但“走向世界”与“实现现代化”这些修辞本身就显示了我们处于弱势文化的边缘地位；到90年代中后期，我们还来不及思考是否已走向世界时，另一个核心话语——全球化就迅速在中国登陆。无论我们怎样惊讶与不解，全球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各个层面的语境在中国弥漫并扩张开来。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报告厅里，

3、我们可以听到弗兰克·盖里、斯蒂文·霍尔、矶崎新等建筑大师的演讲，在私底下的交流中，也会随时听到中国的“双语精英”分子的“欧洲口音”或“美国口音”等等。但全球化并不能掩盖中国仍在延续的历史，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敏锐的理论家及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了全球化表象之下的东西，即文化的侵略关系——强势文化逐渐侵蚀弱势文化，并最终将其同化。在这样一种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国传媒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一的社会价值标准逐渐多元化；电视普及，互联网的传播学地位急遽上升；原来以语言为主要信息传播载体转变为由视觉形象为主导；媒体业进一部细分观众（读者）……。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在内力与外力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进入后媒

4、体时代。一、中国当代建筑理论与批评的环境　　１．社会与文化环境　　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前期左倾的激进转变为后期右倾的自由与开放。在1976年之前的中国建筑注重表达民族、国家和革命的宏大主题，此后的建筑倾向于表达地方文化并逐步关心现实的世界，是一个从“大叙事”走向“小叙事”的过程。①到20世纪90年代，经典政治权力已非中国惟一的权力中心。以发达互联网及传统媒体系统为载体，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文化霸权主义侵入中国，并呈现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中国的媒体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更靠近西方媒体：电视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为信息在国外、国内的同步传播提供了可能，

5、信息在国内国外几乎同步上市。西方强势文化借助媒体形成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另一种权力——文化领导权。中国经典的政治权力反而渐渐退居世俗大众生活的次要地位。　　众所周知，西方在历经现代社会的长足发展之后，于20世纪60、70年代步入后现代社会时期，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在许多艺术领域展开（建筑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并逐渐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统一价值取向标准的对神圣与崇高的向往被单体个性的张扬所取代。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准则。对库哈斯央视新大楼的追捧即体现了中国建筑界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神往与倾慕，而对该方案的批评则反映了坚守本土文化传统者（即中国

6、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拥趸者）的贯常立场，审美的多元化取向可见一斑。　　2．边缘性　　中国当下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决定了我们的边缘性地位。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又被纳入另外一种价值观，不得不屈从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无论承认与否，全球化都无情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俞可平）。然而在比较有影响的文化理论体系中，找不到一种属于中国人原创的体系（季羡林）——这说明我们难以接近学术中心的边缘状态。建筑界也是如此，对西方当前主要的建筑文化与理论，我们缺乏对其所以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理解，同时也缺乏理解它们这种发展的社会参照系，更遑论对其作出有力量的批判了。二、喧嚣与

7、冷寂——历史大关系下的建筑理论与批评　　1.超出权力与政治阴影　　从1976年以后，中国国家政治与权力形成的单一文化态逐渐拥入开放而自由的空气，整个中国开始重新认识“真理问题”。国家意志与正统意识形态从主流文化地位渐变成文化中的“主旋律”，虽由政府大力倡导，但并未真正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因为其中充满了过多的政治宣传。与此形成对照，“主旋律”文化之外是大量富有生命力、为大众喜爱的世俗文化。“主旋律”作为国家的文化导向，具有强制意味，带有鲜明的权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