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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源安全背景下中国外交转型的探析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而被中外学者和政策观察者所广泛接受。中国外交政策如何进行相应的转型,以适应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对外政策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近几年来,以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从中国庞大的海外利益现状出发,呼吁变革中国现行的“韬光养晦”“、不干涉”等外交政策原则,以更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去,在学术界获得了较大的反响[1-2].不过,在涉及到具体事务,譬如近年来越发突出的能源安全问题之时,相关的研究并
2、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为此,笔者将能源安全与外交转型相结合,回顾中国外交最新的实例,以尝试分析中国相应领域外交转型的可能动向。1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促使中国综合国力显着提升,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消费量随之大幅度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为6亿9千万吨标准煤,相比于2000年的3亿2千万吨标准煤,增幅超过了1倍(图1)。石油消费总量攀升意味着中国对于原油进口需求不断扩大,导致中国油气资源进口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据工业
3、和信息化部统计,截止到201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高达59.4%(图2),紧逼中央“十二五”规划所划定的61%红线。而根据BP石油公司在2014年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35》预测,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扩大。按照该报告估计,中国将在2015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并在2029年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到2035年,中国每天将进口1400万桶原油,是2013年的2倍,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惊人的75%[3]。不容乐观的石油对外依存情况凸显出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目前,国际上对于能源安
4、全的定义较为宽泛,不同的定义其内容各有不同,但核心内涵较为相近。国际能源署将能源安全定义为:能够以可承担的价格保障能源的不间断供应。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能源供应是否持续、稳定,能源价格是否合理、可负担,是否具有能源战略储备以应对突发性短缺而带来的冲击等[4].对中国而言,随着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内油企“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的能源安全视角逐渐集中于两大议题之上:一是海外能源投资安全,关注中国海外油田及其配套设施的保护,从而保障海外份额油的正常获取;二是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即维护以马六甲
5、海峡为主的海上运输通道以及西北、西南、东北3条陆上油气运输管道的安全,确保海外进口原油安全抵达中国本土。无论是海外能源投资还是能源运输通道,二者均同中国与相关国家(产油国或者运输途经国)的双边乃至多边关系息息相关。这赋予了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更多的国际化要素,从而对中国外交的应对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部分地区的政治局势存在着既有的或者潜在的动荡风险。苏丹、南苏丹、伊拉克、利比亚等与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相关的国家,以及缅甸、巴基斯坦和部分中亚国家等与中国能源运输直接或间接
6、相关的国家,都面临着包括内战、种族或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威胁、国内政局不稳等在内的一方面或多方面威胁,其中有少数已然影响到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然而,在中国现行的对外政策中,包括“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等在内的传统外交思维将内战、国内冲突等政治动荡状况界定为当事国“内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禁止中国运用外交手段进行直接介入,使得中国无法动用必要的手段保护相关的能源安全利益。这一矛盾反映出中国外交运作范畴的局限性,以及其与中国能源安全[1][2]下一页之间所存在的脱节现象。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利益
7、的需求,有必要分析中国传统外交思维的局限性,促使中国外交进行相应的转型,以弥合这一问题。2传统外交思维的局限性在中国油企走出国门,积极探索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前)苏丹是最为成功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需求[5].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始于1995年,中国石油应苏丹政府的邀请,和苏丹签署了6区穆格莱德盆地的《产品分成协议》,由中国石油出资70%,苏丹出资30%进行石油区块开发[6-7].1996年11月,中国石油中标苏丹1/2/4区块项目,组建新的投资集团--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NOPC)
8、,并控股40%.该公司运行2a即收回总投资的60%以上,成为中国石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海外项目之一[8].1999年8月30日,第1艘苏丹油轮离开苏丹港前往新加坡,标志着苏丹正式步入石油出口国的行列。此后的数年中,中苏两国的石油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苏丹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为苏丹带来了巨额的财富。2003年,苏丹被世界银行列为非洲经济发展最有希望和前景的国家之一,2005年,苏丹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成为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