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税收授权立法看经济法责任创新

《从税收授权立法看经济法责任创新》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从税收授权立法看经济法责任创新从税收授权立法看经济法责任创新【摘要】税收是国家参与社会分配的重要形式，是一国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税收立法是在民主宪政道路上税收法定主义的必然要求。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复杂，当前我国税收立法更多以授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授权立法的广泛使用对传统经济法责任的适用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经济法责任势必需要在传统责任形态的基础上得到超越和创新。【关键词】税收授权立法经济法责任创新.L.经济法责任的内涵凯尔森说：法律责任的概念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再次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

2、是，如果做相反行为，他应受到制裁。①对经济法责任的定义，有将经济法责任直接表达为某种后果，或者将后果表述为义务或代价，再或者将后果表述为责任。笔者认为，作为经济法范畴体系的最后一环，经济法责任是体现经济法立法目的，完成经济法作用和体现经济法价值的必由之路。经济法责任应当指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税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②国家适度干预是经济法的逻辑起点和本质属性。税收是国家凭借国家权力

3、依法、无偿征收公民财产的一种政府行为，税收收入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法作为规制国家税收征纳和公民缴纳税行为的法律规范，与经济法拥有天然的共性，其从国家、社会和纳税人的利益出发，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本身既具有对国家征缴公民财产权力的认可，又具有对该种权力认可的限制，是对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的根本体现。同时，税收从古至今都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一种制度，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无法与税收脱钩，国家在依法征税的过程中也必须运用自身的权力，在国家正常运作的前提下达到维护纳税人整体利益的目的，税法明确体现了社会本位的经济法理念

4、。税收同时也是国家参与社会分配的典型体现，是作为一项社会法律政策而制定的，税法的制定不是为了谋求形式正义，而是追求符合现代经济法特征的实质的正义。因此，税法因其与经济法具有相同的逻辑起点和本质属性而成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授权立法与经济法责任创新税收授权立法概况。我国税法目前没有一部统帅性的基本法，只是以单行法的形式规范每一税种的征税标准和方式，以一部《税收征管法》统一涵盖所有税种的征收管理等程序性工作。即便是以名目不同的单行法对税收实体问题进行规制，单行法之间也存在立法机关各不相同，相同性质的法具有不同的效力层级

5、的问题。之所以产生此种问题，正是因为我国税收授权立法状况混乱，具体来说，各地税收情况复杂多变，《立法法》相关规定笼统，从最高立法机关到地方立法部门对于税收立法可授权/受权范围认识模糊，税收授权立法的监督纠责机制一片空白。税收授权立法对传统经济法责任的挑战。第一，税法责任的种类和责任主体。纵观现行各项税收法律规范，尽管税种、税率各不相同，但是就违反税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处罚方式几乎相差无几，我国税收法律规范主要分为实体和程序两大部分，税法责任主要规定于《税收征收管理法》，不外乎是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我国税法责任的承担主体主

6、要为税收征缴机关、税收征缴人员、纳税人以及代扣代缴人。第二，税收授权立法中存在的盲点。目前我国税收立法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个别规范性文件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之外，其他税种的具体立法工作均由国务院或国务院各部委或者地方人大及政府制定完成。由于对税收基本法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加之社会生活逐渐复杂多变，税收立法体系逐渐松散，为了适应经济多变性的税收立法的授权和受权行为的扩张已经展现出重大的弊端，使得税收这样一种涉及个人财

7、产权利的政府行为逐渐失去规制，从而走向对经济生活的任意干预和消解。税收授权立法引发的对经济法责任创新的思考。其一，税收授权立法责任的创制。具体到税收立法问题上来，税收作为一项涉及公民根本人权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中国政治体制中全体人民的代表，其立法权限毋庸置疑，然而部门或地方立法机构，从形式和实质上都更倾向于制定有利于本地发展的税收政策，如果对部门或地方立法机构赋予制定全国性的税收法律制度的权力，其权威性和专业性都将受到质疑和挑战。笔者认为，在授权/受权行为业已产生，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对抽象行政行为（或

8、者称为法规类文件）又限制单独提起诉讼审查的情况下，宜于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方面采取集体负责的责任模式，作为现行混乱的税收授权立法的追责方式。具体的责任模式可以设定为：以受权主体为主，以授权主体为辅，承担集体责任。当然，这是作为一种承担授权/受权立法否定性社会效果的设计模式，并不排除先期程序化、规范化的授权过程的正确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