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记》的辑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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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礼记》的辑本问题《礼记》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一般认为是西汉时期戴圣（即小戴）编定。不过，入晋以后却生出了小戴删编《大戴礼记》之说；又有人说大小戴《记》都各自掺杂有非二戴的学说，因此包括《礼记》在内的二戴《记》均是他人托名之作。对此，今人屡有辨析，这里择要予以简述，并浅谈拙见。中国4/vie　　一、小载并未删大戴　　关于《礼记》系“小戴删大戴”之说，最早出自晋人陈邵《周礼论序》（参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以后又为《隋书・经籍志》所肯定，但却受到许多学者的反对，其中尤以清代学者纪昀、戴震

2、、陈寿祺和王聘珍批评最力。（论点分见《四库提要・礼记正义下》《东原集・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一》《左海经辨》《大戴礼记解诂・叙录》）他们认为，汉初“三家礼”所拥有的《记》应该各有去取，自成体系，其间当然互有重叠，更有对方并无而自己独有的篇章。这在大小戴记的目录比较中便可看出。　　《隋书・经籍志一》上有一段话是讲“小戴删大戴”的：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

3、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　　对此，今人蒋伯潜、蒋祖怡在《经与经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里驳诘道：第一，二戴为武帝、宣帝时人，岂能删编时隔40余年后的哀帝时人刘向校定之书？第二，大小戴记所采之篇虽然有相同的，但终究以不同者居多。事实应该是：大、小戴各以己意为取去，并非小戴就大戴已选定之八十五

4、篇中再加删定。第三，据《后汉书》之《桥玄列传》《曹褒列传》等所记，当初刘向《别录》所校《礼记》原本就是四十九篇，由此称《月令》等三篇由马融所定云云，并不可信。　　蒋伯潜、蒋祖怡进而指出说，至于《隋志》所称《大戴记》八十五篇加《小戴记》四十六篇，恰合河间献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数云云，也是妄说。因为第一，二戴《记》所采的范围，并非限于这“一百三十一篇的记”，如对《孔子三朝记》《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乐记》四种也有所采。第二，二戴所辑各篇，相互也有重复。如《哀公问》《投壶》二篇，就并存于

5、二戴《记》中。《小戴记》有《曲礼》《礼器》等篇，亦见于《大戴记》的逸篇篇目中。《大戴记》的《曾子大孝》，全文见于《小戴记》的《祭义》；《诸侯衅庙》也全文见于《小戴记》的《杂记》。《大戴记》之《朝事》的一部分出现于《小戴记》的《聘义》中，《本事》的一部分出现于《小戴记》的《丧服四制》中。“所以《小戴记》并不是以《大戴记》为蓝本而重加删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十三经中的《礼记》是西汉人戴圣所编定的一部丛书。”　　二、混有古文的《礼记》确是戴圣编定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三联书店1980年版）一书里还介绍了

6、关于《礼记》成书的另一种说法。朱自清写道：“汉代经师的家法最严，一家的学说里绝不能掺杂别家。但现存的两部‘记’里都掺杂着非二戴的学说。所以有人说这两部书是别人假托二戴的名字纂辑的；至少是二戴原书多半亡佚，由别人拉杂凑成的。”洪业在《礼记引得序》（洪业等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里，也提出了类似于朱自清所指的“非戴”说。他特别不信戴圣纂辑《礼记》四十九篇的传统观点，认为戴圣是今文礼学家，如果他“别传有《礼记》以补益其所传之经，则其《记》亦当皆从今文，而不从古文。”　　王文锦也有类似的看法（文见《经书

7、浅谈》，《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他认为：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歧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再说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y以一睹真容。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曾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反对。由此可见，西汉礼学家们在各自选辑“记”时，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而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问题却在于：在由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的确掺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奔丧》《

8、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于是，就“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王文锦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所谓戴圣纂辑的《礼记》四十九篇，应是东汉经师进行加工后的产物。他认为，进入东汉以后，古文经学大兴于世，而且与今文学派日趋混同。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在资料的汇辑上也逐渐并蓄兼收。由此一来，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便由东汉经师输入进当时已能见到的一些古文记，最终形成所谓八十五篇本的《大戴礼记》和四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