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近代教科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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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复与近代教科书的发展*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8JC770014）“晚清、民国书报检查制度研究”阶段性成果。张运君（青岛科技大学政法学院，山东青岛266061）摘要：严复是清季教育近代化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严复译介的西学名著，在清季学堂广泛应用。严复主持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译介了大量西式教科书。严复重视普通国民教育，编辑了《国民读本》，进行了扫盲教育的尝试。针对清季教科书发展混乱无序的状况，严复主张保护教科书的版权，加强对教科书的审定。在担任学部丞参时，严复直接参与了学堂教科书的审定工作。在主持学部编订名词馆的工作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内教科

2、书名词术语的规范与统一。严复为教科书的发展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是其教育救国理念的具体实施。关键词：严复；教科书；译介；审定自鸦片战争以降，国内大事迭起，外祸频仍，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不仅政治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文化事业也在发生重大转型，而教科书的近代化则是清季教育事业转型的突出表现。清季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从新式教科书的初兴到比较完善的教科书编审制度的确立的过程。严复作为走过旧时代具有新思想的文化人，是清季教育近代化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关于严复与近代教科书的发展问题，未见学人系统梳理，本文试作较为细致的考察，以就教

3、于学界同人。清政府甲午战争的惨败，引发了知识分子的反思：为何泱泱大国会败给“蕞尔小邦”？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是教育的落后导致了中国的落后。要救国，就必须发展教育。严复在《与熊纯如书》中指出：“根本救济，端在教育。”[2]严复认为，要发展教育就必须更新教育理念、改变传统的教育方针，为此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论：“是以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顾主教育者，则必审所当之时势而为之重轻。”[3]他主张教育改革，创办以科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各类学校，这些学堂要注重介绍西学、引进西方的教科书。如在中学堂，“课中洋文

4、功课，居十之七，中文功课，居十之三”，并且“一切皆用洋文授课”，西学教科书要采用西文原版。（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563-564页。）严复提出要引介西方教科书，实因其时中国传统的教科书已严重制约教育的发展。11中国传统的教科书主要有两种：一是带有启蒙性质的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些是封建社会每个学童的必修课本。另一是参加科考必备的，如《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在科举制废除前，始终是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之本。这些传统的教科书存在明显的缺陷：学字不讲先易后难，寓意太重纲常名教，讲学太偏四书五经

5、，内容太过艰深，导致“教师之教与学生之学的唯一通道，便是死记硬背”。[4]因此受到了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林乐知（YoungJ.Allen）、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等中外人士的批评。[5]尽管如此，到晚清这些传统的教科书依然是读书人奉为圭臬的经典。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促进教育的发展，包括严复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为实现教科书的近代化做了大量的工作。一、译介教科书晚清，新式教育替代旧式书院教育已成趋势，译介西方各类书籍渐成潮流，严复是传播西学的代表人物，翻译了不少西方名著，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被广泛用作学堂教科书。严复

6、译述的《天演论》被有的学者视为近代中国“对士人心理产生震撼性效应的第一本西书”[6]。关于《天演论》的翻译、出版情况，学界多有研究，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其时许多学堂都采用吴汝纶删节的《天演论》作为教科书。吴汝纶在其所开《学堂书目》中，将《天演论》与《万国史要》、《世界文明史》、《欧洲外交史》等列入其中，作为教材供学堂使用。[7]胡适1906年在上海澄衷学堂就学时就阅读过该书，他在《四十自述》中详细描述了《天演论》在当时教育界的影响：“《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

7、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8]鲁迅说自己初到南京求学时，“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9]。柳亚子回忆自己在“爱国学社”读书的情况：“刚进去的时候，国文分配在乙班，是吴稚晖先生当教师，他把《天演论》做课本”。[

8、10]可见，严译《天演论》其时被众多学堂用作教科书，对青年学生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也产生重要影响。其实，严译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