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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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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播学底层研究的范式更迭与当代探索摘要:底层是20世纪以来无法绕开的主题,但是20世纪末以来,底层作为问题重新进入国人视野。如何解决底层的问题?传播学参与其中,先后经历了“关注底层”范式和“底层发声”范式,前者通过大众媒介号召社会各界关注底层,并致力于底层的发展与现代化;后者通过媒介赋权,让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主体性诉求。文章提出“我们范式”,即知识分子与底层群体,或者更为本质的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在新时期重新建立一种联结,联结即传播。中国4/vie 关键词:关注底层;媒介赋权;底层发声;我们范式
2、 中图分类号:G06文献标志码:A:1001-862X(2017)01-0146-005 底层是20世纪无法绕开的主题。20世纪初,醉心于西方自由、民主,奔走于京沪港沿海走廊上的知识分子突然意识到,一个庞大的内陆底层社会被遗忘了,于是开始了“底层转向”。从梁漱溟的“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1],陈翰笙等共产党人早期的乡村调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可以发现,20世纪初期,无论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无论是否将底层视为文化的他者,中国学者都抱着“礼失求诸野”的朴素愿望投身底层研究,试图从底层社
3、会探索出解决民族危机的办法。20世纪中期,中国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证明了底层实践的有益性与革命的可能性。 但是到20世纪末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学者们发现底层群体的社会阶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当代中国,工人和农民重新沦为社会底层。比如在1988年热播的《河殇》中,农民跪在神佛面前磕头,解说员对“这样的人的素质”嗤之以鼻;90年代的小报则热衷于讲述和展现底层扭曲的人类关系:苦难、血腥、复仇、愚昧。[2]曾经作为革命主体,为中国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底层,如今开始走向衰败,甚至成为“落后”与“愚昧”的
4、代名词。面对如此底层叙事及媒介文本,传播学当如何作为? 有必要对“底层”进行界定,关于底层的概念或分类方式有很多,“给底层一个精确的定义似乎比较困难”[3],但综合来看,陆学艺的团队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认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阶层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4]这一论断,与温铁军、曹锦清、李昌平等人的“三农”研究受到批判理论熏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努力探寻理论与实践之张力的消弭方式,以及底层重新崛起的可能性。 面对2
5、0世纪的底层革命与底层衰败,传播学更关注工农对媒介新技术的接触与使用,以及自上而下地对工农群体的启蒙与教化,或者以工农群体论证某种西方理论或方法的普世性。但是作为一个学科,不在时代重大主题的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关注人民的当代困境和未来方向,而是沉浸在狭小的媒介中心主义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理论中,就很难在这个时代塑造学科的主体性,并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本文试图回到为数不多的传播学底层研究的文本中,沿着学术范式更迭的脉络与走向,寻找新的可能与想象。 关注:作为“问题”的底层 1980年前后传播学进入中国,恰
6、逢中国社会发生剧烈、持续和深刻的变迁与转型,具体表现为:农村衰败、老工人的主体性地位动摇、大规模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社会不平等程度和贫富分化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等。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底层问题的严重性,因此80年代以来,底层作为“问题”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并引发持续的关注。但是,作为问题的底层与20世纪初期作为“方法”的底层截然相反。前者,底层是绝望的,需要被解决或消灭;后者,底层是有希望的,可以解救民族危机。究竟是底层出了问题,还是“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追求制造了底层”[6]而知识分子将其表述为“底
7、层问题”?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成为20世纪末知识分子探索的关键。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其中包含着彼时知识分子的共同焦虑。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脉络中,这种焦虑被表述为发展,而发展又被等同于现代化和西方化。[7]唯有发展,才能让底层从落后走向先进,从贫困走向富裕,从愚昧走向启蒙。 笔者分析了1993年至2010年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类别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共457项,其中涉及底层的有33项,占比约为7.2%。对这些项目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大主题:第一,涉及西部或农村主题占到研究总数的半壁江山,在“传统-
8、现代”二元框架中,作为空间概念的西部或者农村,与作为阶层分类的底层有着很大程度的重合,大众传播是通向现代化的技术工具。第二,涉及城市底层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包括聚焦底层的“民生新闻”研究、聚焦“低俗化受众”的城市小报研究,以及农民工的认同研究等。 综上所述,关注底层在90年代成为时代大潮与传播学知识分子的共识。比如方晓红认为:“农村在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常被忽视的地域。”[8]传播学底层研究的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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