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天子诸侯, 卿大夫阶层的姓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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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代天子诸侯、卿大夫阶层的姓氏特征张淑一（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广州510631）摘要：天子和诸侯阶层姓氏制度的典型特征，就是对姓、氏的既利用又限制，其具体表现就是既要通过强调“同姓”关系来收族，保证其有一定的统治基础；又要限制近亲族人的国氏使用权，防止王权、君权的旁落。就卿大夫阶层而言，宗法制度是影响其姓氏制度的主要因素，在宗法制度下，小宗家族的氏号要通过某种方式体现出对于大宗本家氏号的服属，这就使卿大夫家族的氏名结构呈多级制的形态。关键词：天子诸侯；卿大夫；姓；氏周代的贵族阶级既有姓又有氏——这一点相对于庶人阶级是否有姓氏的疑案来说已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贵族阶级的不同阶层

2、中，姓氏制度却有着巨大的差别：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天子诸侯阶层的姓氏制度深受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对于卿大夫阶层来说，宗法关系是影响他们姓氏制度的主要方面。本文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两个阶层各自不同的姓氏特征。一、天子诸侯阶层的姓氏特征天子诸侯阶层姓氏制度的典型特征，就是对姓、氏的既利用又限制。我们知道，姓和氏所代表的是血缘关系，它们是同血缘关系一道由原始社会保留到周代社会的。但是随着社会姓质发生变化，两种社会的血缘关系也有了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氏族社会民主的基础，而后者则成了阶级社会专制的工具。”[1]对于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力的天子诸侯来说，血缘关系更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他们既

3、要利用血缘关系拉拢族人来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又不能允许族人凭借血缘关系超越政治关系，以“亲亲”而害“尊尊”。基于这两点，周人上层统治者对血缘关系就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措施，表现在姓氏上，就是既要通过强调“同姓”关系来收族，保证其有一定的统治基础；又要限制近亲族人的国氏使用权，防止王权、君权的旁落。（一）、天子诸侯系姓合族的措施周人上层统治者利用“同姓”关系来收族这一点，在西周初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在周人灭商之初，作为征服者的周人数量并不多，根据朱凤瀚先生的统计，当时的周人总数只在十五万左右，[2]8而他们所要面对的殷商遗民和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却数量庞大。在这种情况下，周人上层统

4、治者若想取得对广大被征服者的长久统治，保持少数统治者凌驾于多数被统治者之上的优势地位，其必须先收拢本族民众，保持本族内的团结和统一。族之大者，莫过于由姬、姜两姓联合而成的周民族，但是对于唯恐“异姓乱族”[3]的姬姓最高统治者来说，本姓族以外的其他族人都是不可十分信赖的，因而收族也主要在本姓族之内进行。首先，姬姓统治者对于本族人和外族人在称谓上便作了区分，本族人被称为“同姓”，外族人一般被称为“异姓”，在有必要对“异姓”作进一步区分时，与周人有婚姻关系者便被径称为“异姓”，而无婚姻关系者则又被称为“庶姓”。《周礼·秋官·司仪》郑玄注云：“庶姓，无亲者也；异姓，婚姻也。”说的便

5、是这个意思。“庶”有卑称，而“异”存敌体，用词不同，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滕侯与薛侯争朝，滕侯斥薛侯为“庶姓”，而鲁隐公却称薛侯为“异姓”，滕侯意在指责薛侯无礼，鲁隐公却意主调停二国，因此用词不同。一语之殊，而辞气宛然。尽管姬姓统治者对于“异姓”、“庶姓”也做了亲疏的分别，但其最为强调的还是“同姓”。《诗经·唐风·杕杜》云：“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有杕之杜，其叶菁菁，独行瞏瞏，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同姓”在这里是与“同父”相提并论的，可见其地位之高，“同姓”之外的“他人”都被认为不如“同姓”可靠。《逸周书·大开武》

6、记载西周初年周公在告诫成王谁是宜为亲者时，首先便说到“同姓”，之后才谈到婚姻之族。“同姓”既如此重要，周人统治者为收拢“同姓”便制定了种种措施：第一，称谓上。《礼记·曲礼下》云：“五官之长曰伯，……天子同姓，谓之伯父；异姓，谓之伯舅。……九州之长，……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左传》中的材料证实了《礼记》的这个说法，《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王谓叔父（指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成公二年又载周王辞晋侯之使云：“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齐。”这都是周王称同姓诸侯为“父”的例子。而《左传》僖公九年载周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时，称齐侯为“伯舅”，襄公十四年载周王使刘

7、定公赐齐侯命时，也说“昔伯舅太公佑我先王。”这都是周王称异姓诸侯为“舅”的例子。在当时，不仅周王对同姓诸侯称“父”，诸侯对同姓卿大夫也称“父”，《左传》隐公五年载臧僖伯卒，鲁隐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便是一例。“父”是对本族人的亲称，“舅”是对异族人的亲称，二者虽同为重亲之名，但是对于信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的周人统治者来说，对前者的亲近感显然要远远强于后者。第二，封赐上。《周礼·春官·巾车》云：“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旂以宾，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从《左传》定公四年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