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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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摘要]晚清文学的繁荣是晚清士人在科举之途堵塞之后的一种创造。在晚清士人走向文学活动的路途中充满了种种社舍的、心理的复杂动因。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开放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培育了最早的文学读者，也为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了以文学活动谋生的职业机会。因此，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于把握晚清文学活动的主流、了解文学生产的规律有直接的意义。　　[关键词]晚清；士人；文学活动　　　　晚清一词给现代文人留下的是无尽的遐想。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衰竭，民生上的困顿，与文学上的生机勃发并行不悖。恰如牛粪上长出的罂粟花，充满无尽的魅惑力。不

2、管对晚清的文学成就作何等的评价，晚清的文学繁荣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繁荣的原因，学术界也有过许多研究。列强的入侵引发的社会震荡，外来文学观念的影响，以及报章和现代印刷技术的传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晚清文学的超常规发展准备了条件。然而这只是一些外围的因素。晚清文学繁荣的更深刻动因应该到文学活动的主体——晚清文人集团中去寻找。本文的主要目的在还原晚清文人生活的历史场景，追溯晚清士人从事文学活动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原因，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从而对晚清的文学活动的主流作一个文化史的考察。　　　　一从士人到文人：晚清士人的文化转型　　　　数千年来，

3、“士”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士人读书做官的示范作用使得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作为民间社会的代表，甚至可以与政府分享管理民间社会的权力。　　张仲礼认为，晚清士人指的是在野的地方社会的精英群体，它包括科举之士及通过其他渠道(如捐纳、保举等)获得身份和职衔者。他们因此被赋予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特权，从而“高居于广大普通老百姓即‘平民’之上，统治着中国社会及经济生活，同时又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种大小官吏”。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士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一方面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的自我定位有关。对晚清士人的界定，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的知识

4、结构和政治态度。对此，王尔敏有这样一段分析：　　“清季知识分子，自然大部分是传统社会中培养出来的人物。……第一，没有政治传统的阶级性，而是在个人凭借各项有利的发展条件下成功为社会领导分子。第二，是受教育的分子；但却限于正统的知识灌输。其他如僧徒的研究佛法，工商的书算技艺，优伶乐工的传习技艺，均不被视为知识分子。第三，是传统职性分类申的‘士’，即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第四，对于身份立场，他们的自我认识，是有几项原则的条件。认为必然属于知识分子行为的表征。也就是他们身份责任的自省。其一，有开拓并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

5、二，有担负国家政治的责任和过问政治的兴趣。所谓‘学而优则仕’。其三，有谋致全民幸福乐利的抱负，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則兼济天下’。其四，有悲天悯人之情怀，淑世之热肠，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此这般的有学识修养和思想能力的人，才可以说是传统的知识分子。”　　晚清士人的这种自我定位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经历息息相关。不管明代以来的科举制度如何走向了它的极端，从而离当初设定的“选贤与能”的目标越来越远。事实上，传统中国的修齐治平是一套相当完整的人文主义教育原则。韦伯在描述中国的士人阶层时写道：“中国历来最为突出的是将人文教育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

6、，其程度远超过人文主义时代的欧洲或德国的情形。”这种人文主义教育造就了一个独特的“士”的阶层，而且造就了“士”这一阶层的独特政治责任感。　　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实现人生价值，明清两代士人将自己与皇权紧紧地绑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充当帝师王佐。为此，他们不得不终身研习官方钦定的四书五经，以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有道光、咸丰时人述江南民间风气：“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应试，父兄不以为才，二十而不与于胶庠，乡里得而贱之。”在此世风之下，越来越多的人便拥挤到读书科举的道路上来。　　晚清士人对功名的狂热追求造成了科举之途的堵塞。《剑桥中国晚清史

7、》讨论过晚清“传统统治阶级的膨胀”，即科第名额的增加、买官鬻爵盛行、官绅的膨胀和文人阶层人数的增多，所造成的政治无能和士大夫阶层的分化及没落等后果。关于晚清士人的数目问题，熊月之认为，“道咸年间中国秀才以上的知识分子约为50万人”。此后的数目字当更为膨胀。因此当时就有人慨叹：“四民之中惟士为最多。”而官员的数目有限，“京师和地方文武官员的总人数可定为近2.7万人。其中近2万人是文官，7000人是武官……文官中大约一半是京官，一半是地方官”。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进士一般总能授实职，大约三分之一的举人也能授职”。三年一科的进士，名额每科不同，一般是二百多至三

8、百左右；举人则每科约为1500名。而“在19世纪，‘正途’绅士步入仕途的约占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