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与文学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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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与文学现代性[晚清与文学现代性]文学现代性是文学所具有的属于现代的属性，而就中国文学而言，这应是指与文学古　典性不同的新属性，如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输工具、运用现代汉语符号系统、表述　中国人在全球性格局中的生存体验、创造新的艺术形象、面对市民消费群体等，晚清与文学现代性。把晚清　与文学现代性联系起来，是想由此入手探测中国文学继其古典性衰败后新的现代性形态　的发生过程。如果把古典性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旧传统，那么，现代性文学则应是它的　一种新传统[1]，而晚清则直接关系到这一新传统的发生。晚清是带有一定伸缩性的概　念，我个人用它大致表述鸦片战争起至辛亥革命这一时段，也就是道光中期至清朝终结　。对这个时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关系向来存在不同看法。一个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观　点是，晚清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而非现代文学的开端。随着80年代中期“20世纪中　国文学”概念的风行，晚清或清末与文学现代性进程的联系逐渐受到关注。这种关注有　助于在更宽泛的视野上观照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轨迹。不过，单纯从西历纪年的“20世纪　” 入手谈论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已经显得有些表面化和非历史化了；而同时，更要紧　的是，这无法完整地说明文学所从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文化语境缘由，以及文学的独特　审美特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不会单纯按“20世纪”这种整齐划分去展开，而是呈　现自身的独特逻辑线索。文学现代性的逻辑线索是可以从文学的一些相关要素上见出的　，它们有：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文化语境压力、体验模式、传播媒介、语言、形象等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素在晚清都已经初露端倪了。　　考察文学现代性的发生，需要特别关注那时带有现代性萌芽的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方　式，即它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理位置分布的。这直接关系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方式。　至今常见的描述方式是，以北京为中心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根据考察文学现代　性的发生，从而满足于文学现代性的北京中心论、“五四”标志论和形态一元论。我以　为，此说在今天看来实在站不住脚。因为，只要我们适当跳出“北京”和“五四” 旧观　念限制而放宽视野，就可以看到，文学现代性潮流是在五四之前的晚清和北京之外的边　缘地带首先涌动的。晚清之前的北京确实可以称为古典性文学主流的最后堡垒，现代性　在开初无力正面强攻时就只能选择边缘薄弱处率先突破，社会文化论文《晚清与文学现代性》(..)。新的文学现代性的波澜，正是　从外地逐渐地向京城移动的；或许起初萌发于王韬、薛福成、黄遵宪等游历海外的知识　分子的朦胧体验、想象与冲动，率先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被英国管辖的“殖民地”香港　(以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为标志)，继而是北移上海，由众多报纸、杂志和书籍等组成　的新兴都市大众传媒网络，接着是东渡向东京留日中国学人媒体圈(如梁启超、章太炎　、鲁迅和郭沫若等的文学活动)，以及天津、长沙等地新生的舆论阵地，最后才借助辛　亥革命胜利的显赫声势在“五四”前夕冲刷文学古典性的最后堡垒北京，形成声势浩大　的以“五四”运动为总体象征的决定性总攻与盛大庆典。当然，还可以适当考虑“太平　天国”时期双方为实施社会动员而开展的白话通俗文艺活动、20世纪初年胡适等留美学　生的白话文写作实验等。试想，如果没有最初发端于香港、上海、东京、天津、美国等　“外地”的文学现代性多元涌流，“五四”时北京的最后总攻与庆典就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在晚清其实有着由若干边缘城市渐次向北京中心移动、从原初　多元现代性潜能而归于“五四” 一元形态的特点。不同的边缘城市涌动着彼此不尽相同　的原初文学现代性因子，是由于那些地方的人们往往在具体情势下升起朦胧的念头或直　觉性做法，而不一定事先拥有精心规划的现代性方略。种种多元现代性因子形成众声喧　哗之势，从外围震荡文学古典性的北京堡垒。从文学活动的这种时空布局特点看，一些　学者(如王德威等)有关文学现代性在晚清拥有多元可能性之说，就是合理的了。而如果　要进而界定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定发生端点，可能有些困难；取而代之，不妨暂且找出　有着一定合理性的标志性事件来谈论，那么，当推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中文报纸《循　环日报》并撰写现代政论散文。理由在于这里已拥有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因子：现代大众　传播媒介(报纸)、现代政论散文文体(报刊社论体)、全球性格局中的新[1][2]晚清与文学现代性2　　第2篇WTO与企业财务管理　　〖预览〗一、入世后财务管理环境的变迁对财务管理的影响　　任何企业的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展开的，人世后企业财务管理环境的变迁必定会对企业财务管理产生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市场变化的影响。加入WTO之后，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要求及与有关WTO成员国达成的双边协议，我国将逐步放松外资金融机构准人的范围和区域限制。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必将使我国金融市场发生全面而深远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从而对企业筹资投资产生极大的影响。第一，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资金供给的增加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为我国企业筹资、投资和规避风险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组合方式。第二，金融创新丰富了金融工具品种，拓展了金融服务范围，但同时也派生出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表外风险等新的风险，使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规避风险将成为人世后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第三，国内外金融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我国金融机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金融机构自律性管理将进一步加强，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也将进一步规范，必将便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得以更加有效地发挥。这样，无论什么性质的企业在金融市场都将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只能凭借其良好的经济效益、看好的市场前景与持续高速的增长而获得资金，况且企业筹资有时还要……晚清与文学现代性3　　第3篇浅谈利润管理的合理性　　〖预览〗由于现实不成熟的社会经济环境及人们对假账的深恶痛绝，“利润管理”被习惯上理解为非善意的利润操纵。的确在现阶段“利润管理成为一个很消极的词汇，但是凡事都有它的另一面，利润管理也有它的合理性，就象纳税筹划与偷税一样，虽然其目的都是为了节约税费支出，但其实现目的的手段截然不同：前者合法合理，是一种较高水平的理财行为；而后者是以违法和不合理的手段来实现的，承担着较大的法律风险，是一种愚昧的理财行为。　　一、利润管理“度”的把握　　利润管理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其“褒”与“贬” 的分水岭就是一个“度”，在这个“度”内是合理的利润管理行为，应该被人们所接受；超过这个“度”就是利润操纵，就应受到惩罚或谴责。这个“度”如何把握是这一行为性质判断的钥匙。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企业利润管理行为的现实特征，笔者认为利润管理的“度”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把握。　　(1)法律制度框架。法律制度是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是企业经营的游戏规则，企业的任何行为都应在符合规则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利润管理行为的“度”就是法律制度的框架，在法律、制度、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所作的利润调整和选择是合理行为；超越法律制度框架范围的利润管理是一种违法或违规行为，是利润操纵。　　(2)企业各利益主体的协调性。企业利润管理行为的结果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数额，一……　　〔晚清与文学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