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剑桥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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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剑桥之争　　“两个剑桥之争”，即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的剑桥）教授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及意大利学者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两个剑桥之争”实际上也就是两种经济传统争论的当代表现，而争论的焦点就是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　　“两个剑桥之争”所囊括的理论内容和范围，是从资本理论开始，进而扩展到价值理论、配置理论、分配理论、增长理论、发展理论、积累理论、效用理论、行为理论、均衡理论、数理方法论、国家干预论、制度理论、预期理论、建模理论等等。“两个剑桥之

2、争”涉及的经济思想体系，则是从古典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新古典主义到凯恩斯主义。“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是如何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或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问题，但是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个支派怎样做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问题。　　这场争论的背景是，在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观变量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即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而新剑桥学派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古典传统联系起来，试图表明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对这些宏观变量的作用。1953年，罗

3、宾逊提出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那些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的问题。1960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一旦用于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由生产函数所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这种逻辑一致性问题对于新古典理论显然是重要的，由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60年代开始应战，双方第一回合的交锋是以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告一段落。　　　在随后的1969年，索洛提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避开这种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即在一般

4、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对于这一问题，新剑桥学派在70年代做出回应，表明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显然只是回避了加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　　　在60-7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英国剑桥学派的行列。同时，新剑桥学派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　　　虽然在这种逻辑争论中新

5、剑桥学派取得了优势，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如他们试图复兴的古典理论中存在着李嘉图的“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即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命题也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论到两种（多种）产品模型，萨缪尔森发表多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在“转型问题”上逻辑不一致，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帕西内蒂悖论”的争论，即由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为其挽回了一些面子。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剑桥学

6、派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也中止了，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比如，从80年代晚期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广泛地应用总量生产函数和边际生产力论，而对其中包含的逻辑悖论根本未予考虑。　　　哈考特(1995)认为这种忽略就其胆大和傲慢而言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反映了在理论界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无情的”的统治力。我们这里想加入的解释是，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是在30年代就成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的名声和辈分远高于萨缪尔森等

7、人，一旦他们去世了，再进行这种研究可能就没有人给钱了或不能使文章发表，你如果不能在大学里得到职位是不可能进行这种研究的。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尽管新剑桥学派采用异质品模型表明了新古典理论中存在着逻辑悖论，但这种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却没有被揭示出来，萨缪尔森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在承认逻辑悖论存在的前提下，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跨期均衡）表明，这种逻辑悖论只是出自于技术关系，希克斯（1973年）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而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人们又很少能找到这种逻辑悖论（技术再转辙）的经验例证，从而在许多新古典经济学

8、家看来，这种技术再转辙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加之争论又异常复杂，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理解。　　　其二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十分清楚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的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和其意义何在，其中的重要一点是，他们同样认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