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学说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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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径依赖学说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內容提要：經濟變遷包括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路徑依賴最初産生於技術變遷分析，但在制度變遷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目前路徑依賴理論與進化論、博弈論等相互交融，在所有制和公司治理制度的多樣性分析中起著重要作用。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和公司治理改革是路徑依賴的，受到認知能力、經濟體制和政治因素等的影響，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變化，企業制度安排就可能趨同。關鍵字：變遷；路徑依賴；進化博弈；所有制；公司治理一、路徑依賴學說的起源和發展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的思想最早見於經濟史學家

2、、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PaulA.David於1975年出版的《技術選擇、創新和經濟增長》一書，不過當時並未引起重視。八十年代，David與美國聖達菲研究所的orgenstern於上世紀40年代發展起來、由於引進Nash均衡概念而活躍起來的博弈論在80年代經歷了一場“策略革命”，非合作博弈學說逐漸成爲經濟學的標準工具。到90年代，博弈論研究的重點已經由完全理性和共同知識轉移到進化模型，從而誕生了進化博弈論。青木昌彥是將進化博弈思想用於制度變遷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他從進化博弈的角度，把制度看作是關於博弈如何進行的

3、共有信念（monbelief）的一個自我支援系統，這樣，制度變遷就可以理解爲參與人有關博弈如何進行的信念在臨界規模（criticalmass）上發生的變化。青木昌彥（2001）認爲，系統內的變遷更可能由激發內部變遷的外部大衝擊引起，而不是連續的、逐漸的。在制度的關鍵轉折時期和隨後，主觀博弈模型的重建會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施加一定的約束，這就是路徑依賴。他所說的主觀博弈模型假定個體參與人不具有技術決定的博弈規則的完備知識，對其他參與人的策略選擇和環境狀態也做不出完備的推斷，所有的參與人都把制度看作是有關的約束

4、，並據此採取行動。ygind（1999）考察了愛沙尼亞私有化以來所有權結構的變動，結果發現，儘管存在大量的路徑依賴，重大的所有制變遷還是發生了。他們通過對愛沙尼亞進行的經濟計量學研究得出了以下幾個結論：第一，慣性在所有權分配中起著重要作用；第二，大企業和資本密集型企業更可能由外部人擁有所有權；第三，經濟績效在所有制變遷中不起決定性作用；第四，大的少數所有權股本（minorityoultipleoptima），供選擇的所有權結構的相對效率部分地依賴於這家公司或同一環境中的其他公司剛開始時的結構。現有的公司所有

5、權結構即便不再有效率，由於內部的尋租，也會具有充分的存續能力。那些享有控制權的當事人會阻止那些可能減少其控制的私人收益的變遷，即使這些變遷是有效率的。只要那些阻礙所有制結構轉型的人不負擔結構存續的全部成本，或者不獲取有效率變動的全部收益，已有的無效率的結構就會存續。Bebchuk和Roe用於解釋法律規則路徑依賴的原因也有兩個：一個是效率；一個是利益集團政治。首先，即使假定法律規則只爲效率的原因而選擇，初始的所有制型式也會影響可供選擇的公司規則的相對效率。有效率的規則集依賴于一個國家現有的公司結構和制度的型式

6、；其次，一個國家初始的公司結構型式會影響不同的利益集團在産生公司規則的過程中的權力，企業內部的地位優勢將轉化爲國家政治中的地位優勢，這種效應會強化初始的所有權結構。Bebchuk和Roe分析了阻礙所有權結構趨同的其他原因，如企業的性質和市場的差別，觀念、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傾向的差別等。Schmidt和Spindler（2000）同意Bebchuk和Roe對趨同論的懷疑，同時又認爲他們的分析存在不足。Schmidt和Spindler區分了兩種不同的路徑依賴：一種是基於調整成本(adjustmentcosts

7、)或轉換成本作用的路徑依賴，如Roe(1997)舉的“彎路”的故事；另一種是從進化生物學中借用來的概念，指作爲進化近視（evolutionarymyopia）結果的路徑依賴。這兩種概念對公司治理快速趨同問題有不同的含意。Schmidt和Spindler引進了互補性概念說明路徑依賴的成因，認爲由互補成分組成的公司治理體制的動態特性使得向最優公司治理體制的快速趨同不可能發生。三、中國公司治理中的路徑依賴上述學說對分析中國的公司治理改革是有借鑒意義的。中國的公司治理問題是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歷史進程而産生的。這個過

8、程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9年開始，首先在四川，然後面向全國，推行了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增加企業留利改革（簡稱擴權讓利），隨後又於80年代中期推行了承包經營責任制和廠長（經理）負責制。政府通過一系列改革舉措，將企業的經營管理權逐步下放到企業行政負責人手中。因此，這一階段可看作是經營管理權的私有化階段。當時，生産資料公有制被看作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在不觸動生産資料所有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