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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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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值回归:大学教育管理困境与出路的另类思考 在中国,人们对大学教育的信仰一度遮蔽在社会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中,当去除这些社会需求面对教育自身时,人们才发现教育最本质的使命从来没有离开过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的价值追求。正如政治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一样,教育的价值追求是通过“为完美生活做准备”而成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而人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应该让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在学校与社会的最后过渡领域中担负起重要的职能。 习近平在“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
2、讲话中提到,全国髙等院校要走在教育改革前列,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更为有效的教育管理来实现。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决定了大学的管理不能只落实在对具体事务的物质诉求上,更要注重大学教育的精神诉求——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一、大学教育管理面临的困境 职能的发挥、使命的完成、价值的追求需要有效的管理。有效的管理要能维持系统动态稳定的可持续发展。而任何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又于
3、它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就管理本身而言,大学教育管理正在积极的层面上实现着管理绩效的最大化和先验性合法的存在。然而,它却在急速发展的同时遇到了继续发展的困境。 (一)大学教育管理追求绩效的目标要求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困境 在教育主体多元化、教育过程市场化的当下,大学的教育管理进人了史无前例的“生产性”运作状态。从企业管理引入教育领域的绩效管理与测评不论是作为学者潜心研究的理论,还是教育管理的实践指南都展现出合理而旺盛的生命力,支撑着高校教育管理的技术性变革,并提供着恰如其份的质量保证。 绩效是管理有效
4、性的主要。绩效管理可以提高教育质量、办学效应和大学的核心竞争力,然而现实情况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伴随着管理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功利主义、好大喜功、唯指标主义等等问题,却让它沧为纯粹的管理工具,忘却了教育要以人为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初衷。不论是教师科研、教学质量、学生获奖、国际化水平、师资力量、升学出国、就业分配甚至是宣传报道等等工作内容全部被列入数字评测的排名范畴。这曾经在管理中被奉为科学进步标志的管理样本,现已浓缩成衡量大学工作人员工作绩效并给他们带来巨大工作压力的百分点,使其精力完全耗散在对管理要求
5、和制度规范的工具性服从上。于是大学老师们“各司其职”的下乡挂职、发表论文、出国进修、申请课题,无不是为了积攒个人考核数据和政治资本,疏离课堂、疏离学生,将教师的责任和担当置之度外,对学校的管理和领导唯唯诺诺、推卸责任亦或漠不关心。行政人员也存在对上惟命是从、将考核条目当做工作指挥棒、把服务对象当做管理对象,忙于应付的现象。至于教育的终极关怀这一价值愿景,早已躲在冰冷的数字背后,越来越远地被教育工淡忘。这些背离大学教育目标和价值的工作表现其实正是大学教育管理失范的现实折射。 这种基于“百分点”的教育管理
6、虽然可以聒噪一时的赫赫显功,但如果生成工作惯性,一旦教育管理者绩效旁落,自身领导效能便会受到极大质疑,师生员工容易产生认同障碍,降低领导的有效性依据,反过来影响绩效发挥。这也成为绩效管理之后令人最为担忧的困境之一。因此教育管理在注重工具技术作用的同时,需要不断重塑价值取向,以获得师生员工更深刻的追随依据。 (二)大学教育的合法性存在与信任危机之间的差距 合法性问题看似从未进入教育领域的视野,但事实上,“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
7、[1]。在教育领域中,大学教育的合法性体现在师生员工、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大众基于受到良好教育的价值信仰而对大学教育的正当性表示自愿认同。认同感一旦形成,定能增强师生员工的归属感、凝聚力,能扩大大学教育的社会影响力,稳定学生生源,巩固学校形象,从而更稳健地获得大众的主动性支持。 然而,虽然这种合法性是先验性地存在,但合法性的要义中从来都未脱离过对价值和真理的追求。大学教育的合法性存在在当代现代化的流变中逐渐忽略了价值追求,而只停留在前提性的认同事实中。学生、家长和社会对大学教育的心理认同在没有强有力的价值
8、取向的引导下,很容易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或纯粹服从的软弱性,可能不满于现状或是事不关己地旁观。这也是之后出现对管理人员不满、对制度规范不服、对教育环境怨愤等愈演愈烈的信任危机的原因之一。信任危机一旦放任,它会直接表现为教育秩序的支持力在广泛性和持久性中的严重耗散,危及大学教育的合法性根基。 危机是变革的转折点。如果大学教育能坚持将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规范,那么它对大学管理的正当性就会构成有效的解释力和论证力,从而获得教育受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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