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农业垦殖与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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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时期的农业垦殖与环境恶化在中国古代，扩大耕地面积是应付人口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增长较快，为满足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人们一方面充分发掘现有土地的利用价值，另一方面则大力垦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　　人烟稀少甚至人迹罕至的山区成为当时农业开发的重点区域。明清时期，垦殖规模最大的山区是鄂豫陕交界处的荆襄地区。这里明初尚为荒无人烟之地，而后流民不断涌入，到明中叶已接近200万人，大量土地被开垦。明末清初，此地人口曾一度锐减。但康熙以后，四方流民再次向这一地区迁移，到乾隆末年，“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严

2、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7）。在河湖纵横的地区，人们与水争利，围垦湖面以及滨江濒湖的洲滩，“荒芜湖渚，先世所弗田者皆尽垦”（万历《荆州府志》卷3）。在鄱阳湖平原，当时湖区各县修筑的圩堤总数不下数百条，有的规模很大。如南昌县的富有圩、大有圩，首尾相联约30里，义修圩南北径20里，围约40里，皆为庄舍（光绪《南昌县志》卷6）。在洞庭湖平原和汉江平原，则到处兴建垸田。如监利县在明代中后期通过筑垸围垦，增加水田近万亩（康熙《监利县志》卷3）。　　在东部沿海地区，人们则采用围垦荡地的办法以扩展耕地。为保证盐业生产，政府曾拨给灶户一些荡地以供柴薪。明中叶以后，“

3、草荡多被势豪侵占，开垦为田”（朱廷立《盐政志》卷7）。由于泥沙沉积，入海口附近不断产生新涨荡地，人们充分利用这一条件，“沙滩渐长，内地渐垦，于是同一荡地，有西熟、有稍熟、有长荡、有沙头之异，西熟、稍熟可植五谷，几与下田等，既而长荡亦半堪树艺，惟沙头为芦苇之所”（叶梦珠《阅世编》卷1）。沿海人民还采用沉放石块或修筑拦沙堤等方式，加快泥沙的沉积速度。据估计，在明清两代，珠江三角洲通过围垦滩涂，增加耕地面积达数万顷。　　在北方的农牧交汇地带，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垦殖。在明代，东自辽东西至甘肃，驻扎着数十万军队，为提供军饷，朝廷大力推行屯田。明中后期，沿北

4、部防线陆续筑起一道边墙（即长城），沿边一带广阔的草原不断得到开垦。如宁夏花马池一带，先前因缺乏屏障，“全无耕牧”，“自筑外大边以后”，“数百里间，荒地尽耕，孽牧遍野，粮价亦平”（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4）。清初，朝廷限制汉人到蒙地耕作，但每年春去秋回前往蒙地租种的汉人仍有不少。清中期以后，限制政策逐步放松，大量汉人遂在蒙地定居下来。到清后期，宣布移民实边、放垦蒙地，内蒙古草原南部的农垦规模更是空前扩大。　　明清时期，正是通过大规模的农业垦殖，扩大了耕地总面积，提高了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总产量。但另一方面，由于在垦殖过程中缺乏规划，往往不顾后果地进行掠

5、夺性开发，也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坏。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森林缩减。西北的许多山岭，在明代还保持着“林木葱茂”的景观，经过不断地垦殖樵采，到清代已是“牛山濯濯”。如祁连山脉的黑松堡，“昔则松柏丸丸，于今牛山濯濯”（乾隆《五凉全志》卷4）。秦巴山区原来森林资源极为丰富，“比年来开垦过多，山渐为童”（同治《房县志》卷4），“群兽远迹，石骨峻峰，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光绪《紫阳县志》卷1）。　　二是水土流失。由于当时对山岭的垦殖多采用刀耕火种的粗放形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如在秦巴山区，“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

6、沙拥石而行”（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在鄂西山区，“承平日久，生齿渐繁，虽幽崖邃谷亦筑室其下，峻岭高冈亦耕作其上”，“然多狃于目前而忘远虑，当夏月骤雨，大水暴至，有阖庐漂荡者，有耕耘山上不及奔避，急流冲激而去者”（道光《建始县志·户口》）。　　三是河湖淤塞。过度的土地垦殖导致河湖淤塞。这一方面是由于山区垦殖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大大增加了江河水中的泥沙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河湖滩地的围垦，影响了调蓄和泄洪能力。如湖广地区在明代前期“堤防坚厚，湖河广深，又垸少地旷，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泄”，所以“水患颇宁”（嘉靖《沔阳州志》卷8）。到明代后期，“水道渐隘

7、，洪流冲突，无复疏导，则势不得不溃堤而入”（万历《荆州府志》卷3）。江南地区濒江濒湖去处，“种护堤茭芦以防坍塌，本为障水”，但势豪之家“不分河港宽狭，即种茭蒲、芦苇，占为菱荡、莲荡”，“甚者霸占滩涂，筑成塍围，因而垦为良田”，以致“水道日隘，为下流数十州县之害”（乾隆《苏州府志》卷7）。　　四是沙漠扩张。明清时期，沙漠扩张的趋势日益加快。明朝一些地段的边墙，修建时离沙漠尚远，但后来沙漠不断南移，不仅边墙沦于沙漠中，甚至边墙以内的一些土地也大片沙化。这一方面是由于流沙不断移动的自然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垦殖破坏了植被，致使原来的非沙漠区变成

8、了沙漠。如宁夏铁柱泉城始建于嘉靖年间，当时泉眼“水涌甘冽”，“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幅员约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