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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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邓正来**摘要：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重新发现中国”，而其中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对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进行理论阐释。当下“中国模式”研究存在着知识导向、制度导向、唯理主义预设等缺陷。以“生存性智慧”与“未意图后果”为关键词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释，有可能成为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如果我们以“生存性智慧”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那么晚近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过程：“生存性智慧”在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

2、”的庇护下、以经济交往中的“熟人交易”和政治交往中的“策略行动”为基本形态、以不同层次“生存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依据、以经济发展的后果为最高“责任伦理”判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未意图扩展”的历史进程。关键词：生存性智慧、未意图后果、生存共同体、责任伦理、真假结构引言：重新发现中国晚近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诸如“西方的终结”、“中国拯救资本主义”、“中国统治世界”和“中国模式”这样的话语充斥着中国社会科学界。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诸如此类的话语，有一点是显见不争的，

3、即世界和中国情势在这些年的变化的确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关于这一论题，我已于此前的数年间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题域下进行过较为细致的学理论证。它主要包括下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来看，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化进程，也不是一个只有客观维度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可以根据人的认识、利益和传统等因素被建构或重构的博弈进程。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表明，全球化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话语争斗”和“文明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被卷入一种所谓客观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介入

4、了一场有关全球化的“话语争斗”之中。因此，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而其核心就是话语争夺权的问题。对中国而言，这场话语争斗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具有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是否可以提供足以影响全球化进程的“理想图景”。[1]第二，当下中国所进入的“世界结构”对中国构成了一种基于“承诺”的支配，而这种支配性质的变化在深层的意义上为中国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实质性地进入世界结构之后，世界结构支配的实效所依凭的乃是被纳入进这场“世界

5、游戏”的中国对其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的承认。这种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在为中国带来挑战的同时，事实上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规则和调整全球化发展方向的资格。但是，我们能否将这种资格转化为现实的修改世界结构规则和调整全球化发展方向的能力，其根本前提还在于：作为“思想库”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中国自己的关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理想图景”；否则，我们所获得的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2]第三，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知识实是一种以

6、权力和“正当性赋予”为基本实质的话语。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在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3]因此，只要我们洞见到社会科学知识所具有的这种“正当性赋予”力量并恢复其批判性品格，我们同样能够以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为灵感之源、以基于中国视角对“世界理想图景”的想象为理论依据而建

7、构我们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社会科学理论，进而推动这种理论走向世界。正是主要以上述理论洞见为基础，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此前的“引进西方知识”、“复制西方理论”、“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我所谓的“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学术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显而易见，这种“知识转型”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全球化时代的自主性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然而，上述所有文字只是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社会学科实现“知识转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8、要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我们还必须强调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重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要主张我们要用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思想方法去进一步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尤其是那些鲜活的、流传在中国人生命之中的“生存性智慧”；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种普世有效的理论方法，而毋宁是要主张我们应当对既有的理论方法和概念工具进行反思和批判，进而建构起能够真正有效解释中国这个文明体生存发展之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