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夏礼事件与火烧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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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夏礼事件与火烧圆明园内容摘要：巴夏礼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的一起突发事件。通州谈判中扣押巴夏礼等39人的决定，不仅有咸丰皇帝的谕旨，更在于具体办理交涉时载垣和僧格林沁两人的不谋而合。从扣押人质到解决这一事件，历时仅一月有余，却几成当时中外交涉之焦点。清政府在此中步步后发，谈判中不仅失去人质和战略上的依托，更最终导致了火烧圆明园惨剧的发生。这一外交失败，以惨痛的名园劫难向我们证明了传统封建国家外交的穷途末路。可见，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外交近代化已确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关键词：巴夏礼事件火烧圆明园奕訢近代外交Abstract:TheHarryParkeseventisasud

2、denincidentethatthesecondOpiumperor,liesinthesamevieore.Fromdetainingthehostagestosolvingthisevent,gothroughtimeonlymorethanonemonth,butnearlybeethefocusthatChinaandforEigncountriescarriedonnegotiationsatthattime.TheQinggovernmentrespondedslomerPalace.Thisdiplomaticfailures,hasprovedtheingdead-end

3、offeudalnationaldiplomacyofthetraditiontousbythedeeplygrievedfamousgardendisaster.Obviously,forChinaatthattime,thediplomaticmodernizationhasreallybeenanextremelyurgentsubject.KeymerPalaceYixinmoderntimesdiplomacy所谓巴夏礼事件，是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州谈判中，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一事[①]。这一突发事件的解决，历时虽短，但牵涉甚广，几成当时中外交涉之焦点。巴夏礼

4、等人押赴京城之时，正是英法联军铁蹄进逼京城之际，而此时，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避难，只留下恭亲王奕訢等与英法会商和局。和谈中巴夏礼事件的解决并不顺利，清政府步步后发，不仅失去谈判上的依托，更最终导致了圆明园惨遭焚毁之劫难。对于巴夏礼事件，笔者所见国内学者之论著，多分散于各通史著作中，或着力于其人质被扣原因的探讨[②]。本文认为巴夏礼事件的解决与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就二者关系作专题研究，以期更深入探讨巴夏礼事件及其解决过程中清政府的对策。一要弄清通州谈判中清政府扣押英法谈判代表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巴夏礼其人。巴夏礼（HarrySmithParkes，1825-1885），英格

5、兰斯特拉福德郡人。早年丧父，由其叔父抚养成人。1841年来华谋生，并在澳门学习中文。1842年5月，充任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的随员，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起正面冲突。“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极力扩大事态，力主对中国出兵。1858年后，巴夏礼跟随英军北上，任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多次交涉都由他和中方人员进行。[③]对于巴夏礼，早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之前，清政府方面对他就已经是印象不佳。在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虏叶名琛后被清政府任命为两广总督的黄宗汉，鉴于巴夏礼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在广州沦陷后实际操纵那里的政务，于1858年在对咸丰皇帝的上奏中，就已

6、愤恨地表示：“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④]；他甚至还张榜悬赏：“生擒巴夏礼者，(赏)数万,杀毙者,数万”[⑤]。不仅如此，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过程中充当英方翻译和谈判代表的巴夏礼，在清朝官员面前表现出来的傲慢无理，较之此前在天津谈判中的李泰国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言辞狂悖、咄咄逼人，令与之谈判的桂良等人心里多怀有怨恨之意，且认定其乃“主事之人”，额尔金惟其言语是听[⑥]。在通州谈判前的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也有明确的表示：“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

7、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⑦]由此可见，咸丰皇帝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以传统“擒贼先擒王”的逻辑考虑问题，既然认定巴夏礼为“谋主”，那么扣押巴夏礼就是为了杜其奸计，为了打乱英法联军的阵脚，缓和局势。然而对战局的没有把握，又使咸丰皇帝在这则奏折中留下了“令其全数回河西务”的转圜余地。因此，尽管有了咸丰皇帝的谕旨，然而是否扣押巴夏礼，其关键还在于具体办理交涉时载垣等人的决断。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