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与犹太复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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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语”与犹太复国主义　　对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来说，一国的语言文字乃一国“国性”之所系，是国家认同和团结的根本，舍此则国不成其为国。实际上，当时欧洲各国都将本国语言文字上升到国家“领土”的高度。但列强们一方面强化本国的语言文字并排除外来语言对本国的入侵（当时欧美各国都发生了“语言纯化运动”）以强化本国的民族认同，一方面又极力向他国推行其语言文字，且只要有可能，就灭绝他国的语言文字，因为灭绝其语言文字，就等于灭绝其文化，而文化正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因此灭绝其语言文字就是灭绝其国性，瓦解其民族认同，使之在情感上和政治上认同列强的统治

2、。　　　　世界语史，柏里华著，天均译，商务印书馆，1933　　柴门霍夫传，刘正坤、宋韵声编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侯志平主编，新星出版社，2004　　　　一　　古老的“巴别城”隐喻像顽念一样不断闪回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想象。“巴别城”见于《旧约?创世纪》第十一章，讲述的是古以色列人因“语言的变乱”而由一个民族共同体分化瓦解乃至“流散”各地的“家国之失”的传说经历。不过，像卡夫卡这样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认为语言分化乃犹太人流散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现代国家也普遍存在各地语言不同的情

3、况。　　卡夫卡肯定接触过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在《论德国的宪法》（1802）一文中将法国在拿破仑时期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国家力量归因于拿破仑利用现代“政治组织的技术”对法国的全面整合，而反观德国则不是这样，在德国，“个人隶属于全体只是在风俗、宗教、看不见的精神和一些主要的利益方面。在其余的地方，他不容许他自己受全体的限制”，“日尔曼的政治机构只不外是各个部门从全体中取走的权利和利益的总和罢了”，因此，“按照国家的概念和国家权力范围的科学考察来加以规定的话，就可以看见，德国不能够真正地被称为一个国家”，因为一个国家“需要一个共同的中心，一

4、个君主和代议机构，把关于对外关系、战争和财政的权力集中起来，以维系各个部门使从属于它”，而不能仅仅依靠共同的宗教、风俗以及语言文字的统一来维系。　　犹太人散居于欧洲各国，各自自成一体，缺乏一个明确的可感的“领导中心”。在卡夫卡生活的这个时代，犹太复国主义因犹太人自身的分裂而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西欧的犹太人多是富裕的中产阶级，且大多认同于所在国，主张犹太人放弃“犹太性”而成为“欧洲人”；东欧的犹太人普遍贫穷，且受到所在国其他民族的欺侮，因此格外强调自己的“犹太性”，以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且盼望有朝一日重返“故土”耶路撒冷，在那里建立

5、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不过，耶路撒冷地区早已另有所属，所以具有政治现实主义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强调非耶路撒冷不可，他们也曾考虑在美国西部购置一块“空地”，建立犹太国或一个犹太州，甚至考虑过在“远东”或满洲建立一个家园。　　既不愿像西欧中产阶级犹太人那样通过否弃“犹太性”而成为“西方文明的猴子”，又一时看不到“复国”的希望，于是众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转向了“文化复国主义”，即不离开“当地”（所在国），但通过恢复犹太古老文化而从精神上将散居各国的犹太人结成一个精神共同体。这正是卡夫卡所担心的。在他看来，如果一个民族仅仅是一个内在的精神共

6、同体，而不是一个从政治上高度整合起来的现实的政治共同体（国家），那一旦面临别的民族的集体侵害，就完全没有抵抗力。　　1917年春，卡夫卡将他的这些思考以晦涩的方式写进《万里长城建造时》这篇隐喻小说里。尽管他从来就没有到过中国（他读过很多有关中国的著作或者报道），但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了他用来思考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巨大隐喻。中国人分布于这块相当于整个欧洲面积的辽阔之地，如同犹太人散居于全欧洲，而且中国人也像犹太人一样拥有一种连续不断的统一的文化，甚至还拥有犹太人所没有的统一的文字（“言文分离”的汉字无法从口音上“变乱”），但很难称得

7、上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在面临具有强烈征服欲的东西方列强（“来自漠北的游牧民族”）的侵犯时，立刻国不成其为国，原因在于“自古以来它[朝廷]缺乏能力，或者顾此失彼，没有把帝国的机构搞到这样明确的程度，使得帝国最遥远的边疆都能直接地并不断地起作用。但另一方面，这当中百姓在信仰和想象力上也存在弱点，他们未能使帝国从京城的沉沦中起死回生，并赋予现实精神，把它拉到自己的胸前”。　　他以“万里长城的建造”（“建造国家”之喻）的半途而废来分析中国何以不成其为一个现实的国家：“我们必须得说，当时长城所完成的业绩，比起巴别塔的建筑毫不逊色，显然，天

8、意也，至少根据人类的计算，它与巴别塔的建筑完全相反。我之所以提到这点，因为在该建筑动工之初，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对这两项建筑作了详尽而精确的比较。他在书中试图证明，巴别塔之所以没有最后建成，绝不是由于大家所说的那些原因[即语言的“变乱”――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