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叙事与小说叙事的比较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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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视叙事与小说叙事的比较性解析摘要　不同的叙述行为可以使相同的叙述内容产生不同的叙述话语，同样的妇人杀夫的故事框架，电视专题片袋忏悔录·情怨》和小说《杀夫》的叙事者依据不回的叙事“所指”和叙事手段，构筑了叙事结构粪似的不同文奉，通过对两篇文本的比较研究发现，电视叙事和小说叙事在叙事者、叙事角度、叙事结构等方面既存在差异又有着共性。　　关键词　叙事者　叙事“所指”叙事结构　　　　依据法国学者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对故事、叙事和叙述的界定(故事表示内容，叙事表示话语或文学，叙述表示行为或动作)，

2、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同的叙述行为可以使相同的叙述内容产生不同的叙述话语。这种认识不仅适用于传统的文学领域，也可用以指导“跨界”的比较研究。　　《情怨》是中央电视台社会法制频道《忏悔录》栏目于2008年7月6日播出的短片的标题。这期节日讲述了河南女子监狱在押犯人邓喜姣的婚姻情感故事，在“妇人杀夫”的叙事中凸现了“人性的光辉，忏悔的力量”。《杀夫》原名《妇人杀夫》，是台湾女作家李昂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篇小说，小说叙写了林市杀害丈夫的前因后果。两篇文本在故事层面上极为相似，而叙述行为却呈现出

3、较大的不同，这使他们之间具有了可比性，并可以通过比较发现小说叙事和电视叙事在叙述行为——“怎么说”层面上的差异。　　　　一、谁在说——叙事者　　　　《杀夫》的创作融合了李昂的阅读经验、鹿港的生活经验及美国留学的知识累积。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时，李昂在白先勇的家中阅读到陈定山撰写的记录上海旧事的《春申旧闻》，并被其中的一篇社会新闻《詹周氏杀夫》所吸引。这则新闻记录了抗战末期轰动上海的一桩杀夫惨案。面对这个因不堪忍受丈夫“把妻子当作取乐和施虐的工具”而日渐疯了的女人，李昂看到“妇人杀夫”事件的可书写的价值，

4、但对抗战时期上海生活的陌生，使她的创作一度中断。后来，李昂把故事从抗战时期的上海移植到日剧时期的台湾鹿港。经过这样的调整，小说《杀夫》顺利完成并获得成功。由此可见，小说《杀夫》虽取材于某一事，但融合了较多的李昂的个人经验，作品中的叙事者就是作家李昂。　　曾有记者问《忏悔录》的制片人吴海天：“案例从哪里来?”吴海天告诉她：“我们同监狱有合作。监狱中有形形色色的罪犯，我们会选择表达能力好一些，忏悔与感悟能力强一些的罪犯来讲述他们的经历。”由这段描述，我们得知，《忏悔录》的叙事者包括讲述自己经历的狱中人员，

5、也包括“我们”，这显然是一种集体叙事。　　《情怨》中参与“说”的叙事者由这样几部分构成：直接叙事者，即直接讲述故事的人，包括邓喜姣、邓喜姣的父母、被害人邓松立的父母、邓喜姣的儿子、女子监狱的狱警以及采访的记者等，这些人都直接参与了对事件的回忆，并表达了一定的看法；问接叙事者，未参与直接叙事的幕后工作人员，包括节目的策划、编导、剪辑、摄影及解说等，他们通过对节目制作前期的选题、采访过程中细节的捕捉及后期的剪辑、编排等活动参与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其中间接叙事者拥有故事如何讲述的最大权力，而直接讲述者提供了可

6、供加工的素材。故事以集体讲述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构成一种众声喧哗的叙事氛围。　　　　二、如何说——叙事的“所指”、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　　　　1.　叙事的“所指”　　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都是由“能指，所指”两部分构成，“能指”指的是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事物的概念意义。依赖于符号的叙事，也包括“能指，所指”两部分构成因素，“能指”是符号编码实际具有的声音形象，“所指”是人们试图通过符号的编码传达出来的东西。叙事的“所指”一般是创接触故事时、甚至是在接触故事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并对叙事的

7、角度、结构及叙事的行进方向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李昂在淡及《杀夫》的创作时曾说过：“这则发生在抗日时期的社会新闻，……当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是一个少见的不为奸夫杀本夫的故事，杀夫的因而不是一个淫妇，只是一个传统社会中被压迫的不幸妇人。……(通过小说创作)显现我企图对台湾社会中两性问题所作的探讨，更为了要传达出传统社会中妇女扮演的角色与地位。”所以，这篇小说借助叙事语言的“能指”符号。讲述了生活在传统男权社会婚约话语语境中的林市母女两代人的悲剧命运，而叙事的“所指”指向了生活于这种话语语境

8、中的所有中国女性，指向了对男权社会的控诉和批判。　　《忏悔录》以“心灵的焦点访谈”为品质追求，力图在与犯有重大过失的人物的深度访谈中，通过他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关注和再思考，以忏悔的方式完成自我人格的升华，并给予观众深刻的启迪，从而宣示“人性的光辉，忏悔的力量”。制片人吴海天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忏悔录》的采访原则是‘不同情犯罪，不妨同情罪犯’。对他们的犯罪行为我们该给予谴责，但是对他们个人要有一颗悲悯的心。很多时候环境和特殊的经历是他们犯罪重要的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