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恕思想经历看近代儒学的自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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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宋恕思想经历看近代儒学的自我调整宋恕（1862—1910），原名存礼，字燕生，后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浙江平阳人。与陈虬、陈黻宸交好，时称“东瓯三杰”，也与章太炎熟识，对章氏有很大影响[①]。作为一位具有启蒙倾向的近代思想家，宋恕一生的思想演变及其内在冲突，在晚清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关于宋恕的思想，一度因其著作搜集不易而论者较少。至1993年胡珠生所编《宋恕集》出版，情况始有改观，研究者渐趋增多。惟这些研究或偏重于维新思想[②]，或专一于经学思想[③]，而较少对其思想的整体变化特别是其内在的多面性进行综合剖析。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晚清社会大变局对知识界的震荡

2、，对宋恕思想的演变脉络和复杂内涵作一初步的梳理，以求在更加全面认识宋恕其人的同时，更深刻地理解传统儒学在中西文化相激荡之背景下的境遇。一、“三始一始”与“阳儒阴法”　　宋恕自幼聪慧，受知于乡前辈孙衣言、铿鸣兄弟，并得从经学大师孙诒让（孙衣言子）问学，由此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基。年近三十，“始稍稍出门”，而自许甚高，谓：“从同郡士大夫游，略观周、汉、唐、宋之书，颇闻当世名公之论，意常少可而多否也。”[1][P484]期间，因受时事刺激，思想渐生变化。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断加深，他原本希望通过科举之路，步入政界，“欲扫西庭壮本朝”，实现自己的御侮强国之梦。1882年，与陈虬、陈黻宸等

3、学者结求志社于浙江瑞安，相与切磋，宋恕具有维新倾向的“三始”之说即萌发于此时。在1887年撰写的《书张经甫〈救时刍言〉》中，他指出：“论治不可不知三始”，主张应从“废时文”、“改官制”、“开议院”着手改良国家政治。[1][P184]1892年赴天津晋见李鸿章时，更完整地提出了以“三始一始”说为基础的维新变法纲领，称“盖欲化文、武、满、汉之域，必自更改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礼、乐之学，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1][P502]要求效法西方，改革用人行政制度，推行议院民主，以便“除周后之弊

4、，反秦前之治，塞东邻之笑，御西土之侮”[1][P503]。学习西方，以求富强，“天悯中华，使东、西通，西之政学，渐闻于东，斯乃世运之转机，民生之大幸”[1][P501]。　　但宋恕的主张少时人赞同，“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1][P502]虽然被系以“名教罪人”之詈，宋恕并不气馁，他于1892年完成了《六字课斋卑议》初稿及《上李中堂书》，希望借李鸿章之力推行其主张，但他的维新思想同样没有得到李鸿章的赏识，而仅仅让他充任了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既著书十余万言以力攻伪儒，其精者藏诸石室，虽未敢示人，其粗者如易欧服、师西律

5、、改官制、开学校、设议院之类则公言之有年矣”，但是“阳春寡和，伪党切齿，年已逾立，未得寸柄”，“遂乃废然志灰兴亚，口绝扶黄，寄怀图史，专研心性之理，兼以文章自娱尔”[④]。可实际上1892年后，宋恕并没有“志灰兴亚”，满足于“文章自娱”，而是更加潜心研究构筑自己的理论。　　在1892年《六字课斋卑议》的基础上，1895年，复完成《六字课斋津谈》。这些著作，议论出入经史子集，反复论证变法维新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其中贯穿着明确的改革思想。特别是1897年《六字课斋卑议》的正式印行，表明其思想理论体系已经完备，根基已经建立。对比一下1892年与1897年的《卑议》，可发现1897年印本

6、中崇儒抑法思想较前大为鲜明，为变法维新思想补充了大量的理论依据。对比《卑议》的《民瘼篇》，可以发现1897年印本中每篇后都加上了《诗经》中的相关语句，以此对相关章节的变革思想提供儒家经典的理论依据，以假托三代之义行维新之实。[⑤]宋恕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有因当时朝野上下对维新思想应者寥寥，故希望从传统经典的资源中为其主张寻求理论支持这一层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更与其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识有关。　　宋恕认为汉以后的儒学实为“阳儒阴法之学”，“周后明前，儒家兴西，法家炽东，董、韩、苏、程之论，莫不以法乱儒，长夜神州，孤识隐痛，”[⑥]以至于造成神州长夜，文明退化，故而认为汉以后“阳儒阴法”

7、之学皆不足为法。在宋恕看来，“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强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强’。”[⑦]儒家是“忠于百姓”[⑧]的，古儒者之学“皆以仁民爱物为体，公天下为用”[⑨]。而“法家之政事，非治民也，克民也”，[⑩]是一种集权克民之术。“秦以前，儒自儒，法自法，世主能苦儒不能亡儒，自叔孙通首以法乱儒，媚泗上剧盗，而武帝时曲学以阿酷吏者加甚焉。于是儒法混而儒乃几亡！后世若马、郑、韩、欧、程、朱之伦，名曰‘大儒’，实则‘大法’。”[11]儒家尊君抑民之说不行于世，“后儒浅学之徒，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