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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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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论文“新德国问题”主要是指德国1990年10月3日重新统一以后在变化了的国际体系中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继续坚持1949年以后西方一体化的根本方向,还是重蹈历史上“德意志特殊道路”覆辙。关于它在“后冷战时期”的现实发展和理论探讨,已有专文论述过。这里主要着眼于“新德国问题”在21世纪的前景,拟从“迟到的民族国家”和“超前的民族国家”两个方面加以说明。(注:这是为庆祝中德建交30周年而撰写的“‘新德国问题’探索三部曲”之三;三部曲之一是“‘正常化’的改变与‘连续性’的坚持——‘新德国问题’现实探索”
2、,载于《欧洲》2002年第3期,第65—74页;三部曲之二是“‘权力国家’乎?‘贸易国家’乎?‘文明国家’乎?——‘新德国问题’理论探索”,载于《国际政治研究》.freelodernerNationalstaat,postnationaleldentitaet),如德国历史学教授格特弗里德·尼德哈特(GottfriedNiedhart)1997年撰写的一篇论文题目就是:“德国外交政策:从有限主权的部分国家到后现代民族国家”(载于AusPolitikundZeitgeschichte,B1-2/1997,S.16ff)。他认为:在欧洲大国
3、圈子中,德国所体现的“后现代民族国家”形式最为发达。前荷兰驻波恩大使也持这种观点,并曾呼吁:德国应坚持其“后民族国家”取向;其它国家不要干扰这一进程,而应效仿德国人做法,也致力于发展自己国家的“后(现代)民族(国家)性”。我在这里采用“超现代”说法,意思同“后现代”说法一样,只是想强调德国走在别国前面的“超前”现实,与“迟到”的问题形成对比。)对外奉行的不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国家”外交政策,而是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具体来说,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新时期,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新任务是“国际
4、秩序政策”;德国已经成为西方继美国之后或不同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政策”最重要的行为体。1、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新任务德国21世纪的外交政策新任务是“国际秩序政策”(internationaleOrdnungspolitik)。它是德国在2001年“9·11”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新条件下提出的,同德国著名国际政治学教授汉斯·aull)10年前提出的“国际政治文明化”具有直接联系。毛尔在1992年提出“国际政治文明化”的直接历史背景是:国际形势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他看来,它们不仅宣告二战以后时期的结束,而且还意味着17世纪以来形成的民族国
5、家世界体系的终结。因此,对国际政治一系列现实主义的传统观点、看法、概念如民族国家主导、主权独立至上、权力与利益追逐、军事安全优先、外交政策脱离社会等已经不合时宜,由此而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方案如均势、遏制、威慑等也急需修正。总之,必须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进行新思维,首先打破国际政治孤立性看法,从政治的整体性(即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面临同样的挑战!)出发,致力于实现国内和国际政治两个文明化。(注:毛尔在他1992年发表的论德国新的“文明国家”外交政策中,提出14条论纲。这是第1和第2条论纲内容。详见Hannsaull,ZivilmachtBun
6、desrepublikDeutschand-VierzehnThesenfuereineneuedeutscheAussenpolitik,in:Europa-Archiv,Folge10/1992,S.269—270.)同“国内政治文明化”已在世界上获得很大发展相比,“国际政治文明化”进程艰难而缓慢,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尽管如此,毛尔对国际政治文明化的发展前景是抱乐观态度的,认为冷战结束为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必须将国内社会、政治文明化进程转向国际政治领域,致力于国际政治的和平化、法制化、民主化和公正合理化。(注:详见毛尔论纲4
7、,第271—273页。)然而,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打破了10年前这种理想主义的乐观设想!(注:不少人在惊恐之中预言或评论道:“9·11”事件可与1945年二战结束和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意义相提并论;恐怖袭击的烟云犹如56年前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一样,宣告了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到来。参见“GrundlinienderneuendeutschenAussenpolitik”,RedevonDr.LudgerVolmer,.freelinisterinAustvordem“PolitischenForumRuhr
8、”am12.11.2001.)安全问题重又成为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尔再度撰文论述德国的“文明国家”外交政策问题,指出:全球化进程及其后果迫使世界政治必须采取新的应对措施,以对付“不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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