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研究述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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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研究述评论文.freelologiaSinica，1999年第2期)利用西藏历史档案材料，对西藏蝗灾发生的时间、地域分布、海拔高度、发生的间歇性规律进行探索，得出蝗灾发生时段、频率的一些认识。作者对西藏蝗灾的介绍是对我国蝗灾发生范围认识上的一个补充。此外还有倪根金《广东历史上的蝗灾》(《广州农村》1997年第5期)等文章。治蝗技术与禳蝗研究。古人在处理蝗虫灾害的问题上存在着积极除蝗与“以德去蝗”的两种相异的做法，现代学者们一直都努力全面整理和研究古人的成功经验，以求对现代治蝗工

2、作有所帮助。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还有不少相关的专题论文。梁家勉、彭世奖《我国古代防治农业害虫的知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1980年)将古籍中所记载的古代治虫方法分为五大类：人工防除、农业防治、生物防治、药物防除、物理防治，并对这些方法的技术操作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彭世奖《中国历史上的治蝗斗争》(《农史研究》1983年第3辑)，肯定了历代政府为治蝗而颁布的政令和采取的措施。文末所附的“历代治蝗纪要”一表对史籍上所载的古代官民在蝗虫认识与治蝗问题上的重要活动作了记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胡淼(赣榆县志)记载的蝗虫天敌》(《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介绍了几种蝗虫的天敌。另有陈永林《我国是怎样控制蝗害的》(《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潘承湘《我国东亚飞蝗的研究与防治简史》(《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等文章。章义和《关于中国古代蝗灾的巫禳》(《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3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我国古代的蝗灾巫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深刻论证了观念上的错误认识是导致我国古代治蝗不力的一个因素。也有不少学者从文化民俗学角度，对各地驱蝗神的来历与演变进行研究

4、，并从中分析中国古代蝗灾的分布情况。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一书第二篇“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之五“八蜡庙之例”专门就祭祀蝗虫的庙——八蜡庙作了介绍，作者通过查阅3000多种方志及亲身对各地八蜡庙的走访，绘制了“蝗神庙之分布”图，从中得出中国蝗灾的分布与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的数量成正比的结论。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一书中“八蜡庙及刘猛将军庙之例”一节对刘猛神的来历及其在民间杂神的地位作了介绍。作者对陈正祥关于中国福建等四省没有驱蝗

5、神庙的论断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中国南方有蝗灾的发生，并且也有一些具有驱蝗性质的神庙如广西省的三皇庙、刘猛庙、梁祝庙等。孔蔚《江西的刘猛将军庙与蝗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一文利用方志材料，对江西省主要是赣北地区的刘猛将军庙的分布、功能、建置时间及同一时期的蝗灾发生情况进行了介绍。代洪亮《民间记忆的重塑：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论述了清代山东重要的驱蝗神刘猛将军、八蜡神、金姑娘娘、沂山庙、东平王神等几种驱蝗神的来历及演变，对清代山东各地不同的信

6、仰转变多有论述。另有，周正良《驱蝗神刘猛将军流变初探》(《民俗论丛》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车锡伦、周正良《驱蝗神刘猛将军的来历和流变》(《中国民间文化——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第5辑，学林出版社，1992年)，吴滔、周中建《刘猛将军信仰与吴中稻作文化》(《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等也探讨了各地驱蝗神信仰，并谈及蝗神庙与蝗灾的关系。古代治蝗书的研究。治蝗类古农书积累了古人治蝗的丰富经验，是宝贵的历史遗产。现代学者通过研究分析，可以得到有益的借鉴，故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面世。如前

7、文提及的邹树文《中国昆虫学史》一书，详尽介绍了古代多种治蝗类农书。彭世奖《治蝗类古农书的评介》(《广东图书学刊》1982年第3期)，对宋以后的捕蝗专书或古农书中的治蝗部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评论，重点对清代的治蝗专书进行分类介绍与评介。作者在文末绘制的“治蝗类农书一览表”介绍了29本治蝗著作，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曹建强《漫谈治蝗文献》(《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2期)及肖克之《治蝗古籍版本说》(《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两篇文章，对治蝗古籍，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各种版本作了介绍与评介。另外在除害

8、救荒类的著作中大都有对治蝗类古农书的简略介绍。具体深入考证或研究某一治蝗书的论文有：闵宗殿《养鸭治虫与〈治蝗传习录〉》(《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一文特别介绍了养鸭治蝗的经验和实际运用情况。明代徐光启的《除蝗疏》是极著名的治蝗历史文献，邹树文《论徐光启〈除蝗疏〉》(《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6期)一文，对它的来历与内容、独创之处、卓越贡献及缺陷，提出不少有意义的见解，并对由此疏派生出的清代各种捕蝗手册作了系统介绍。王永厚《徐光启的〈除蝗疏〉》(《古今农业》1990年第1期)也谈及《除蝗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