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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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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5年美国国会研究报告: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 【本刊讯】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今年七月间发表一份题为《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分五章,七三七页。报告前附有该委员会行政负责人斯塔克写给该委员会主席休·汉弗莱的信,汉弗莱提交报告时写给该委员会的信和国会研究处高级专家哈特写的一篇报告概要。斯塔克在信中说,报告“将有助于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安排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时,看清面前的各种选择办法”。 现将汉弗莱的信和哈特写的概要,摘载如下: 汉弗莱的信 随信附上的是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真实而具分析性的研究报告,供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和有兴趣的公
2、众使用。这是一份征集文件的汇编。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是关系到世界稳定的一个既难以捉摸又具有潜力的因素。中国的经济情况当然是人们首先关切的问题,我们显然迫切需要了解这问题。本汇编涉及中国经济的各个重要方面。对于本委员会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将提供一本宝贵的原始材料。 在美国撤出越南和柬埔寨之后,我们来考察一下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的各个方面,是非常适时的。这样一种考察在指导国会在制订对外政策方面发挥新的、更为知情的作用,也许是有益的。我们当中许多人有幸不久前曾到中国去旅行,亲自看见了人民,并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这本综合材料将加深对那些印象的了解。
3、 我们以前发表的材料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经济提供了真实的基础。我们希望这本材料将不仅为以前的努力补充了新的材料,而且提供了当前的重新估计。 哈特写的概要 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其他主要国家一样都是很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所优先考虑的问题已由一九七五年一月关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程的公开报道以及在那次大会上宣布的新宪法所表明。目前在执行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七五年)在完成指标和满足优先考虑的需要方面看来是相当成功的。最近取得的这个成就,部分地反映了现在的气氛比早先的文化革命(一九六六——六九年)和大跃进(一九五八——六一年)期间破坏性
4、的环境较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 中国还以审慎的方式让它的经济同西方建立了商业和技术关系。政治上的正常化和从先进工业国进口的需要增加,使得有可能并且鼓励中国把经济孤立和自给自足的政策进行这样一次改变。 这本书是继早些时候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经济的纲要《大陆中国的经济概貌》(一九六七年)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九七二年)之后出版的。这本书更新和补充了前两本书的内容。本书有二十八名撰稿人,数目比一九七二年出版的那一本书的撰稿人增加一倍以上。参加写稿的人代表美国、加拿大和瑞典的学术机构、美国政府各部门和各研究机构。 这本纲要共分五个部分:政策估计和执
5、行情况,城市和工业发展情况,农村和农业发展情况,国防经济和商业关系。在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一些答案的要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是否已经安定得进入了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 当前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仅次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五三——五七年)。虽然对最近的完成情况不应作出机械的估计,但是在正规化计划工作过程下的未来前景看来应当使中国领导人感到鼓舞: “除了政 治动 乱之外,今后二十五年里对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将是,把比较复杂的产品组合适应于它的制度,保持没有经历过民族耻辱和个人耻辱的一代人苦干和牺牲的精神,并且在进行普遍教育和提高技术
6、的时代里保持对消费的限制。”(阿什布鲁克) 此外,尽管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政策过去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起了破坏性的作用,政治动乱可能不会严重地影响长期的经济情况: “最后,正如任何观察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经历的人现在必然知道的,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消极地接受他们的决策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或意料之中但被低估的经济后果。一种政策造成不可取的或不能接受的后果后,很快就会制订新的政策来纠正这些后果;中国领导人显得他们非常愿意并且能够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前提的基本范围内进行试验,并且以相当大的独创性进行革新以对付或消除他们的政策所产生的不可取的后果。”(德恩伯格) 通过交流多同中国进行接
7、触、多透露些经济资料以及情报变得可靠些,这样是否能使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情况作出较正确的估计? “总的来说,中国的统计从它的可得性、可靠性和有用性来看是充满了问题和困难的。 一九七○年以来,中国逐步恢复向外透露一些统计数字,使有可能进行新的研究。可以肯定,中国的统计数字中,特别是近年来公布的统计数字中,是有许多缺陷和圈套的。但是人们根据中国到现在为止已经公布的统计数字,进行耐心、谨慎和机智的工作,还是能够作出一些有意义的估计的。”(陈南伦) 西方专业人员对中国人口进行的估计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联合国为一九七五年作出的最权威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人口根据假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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