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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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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重新起步的基本共识中国经济重新起步的基本共识 如果说中国市场经济能够在1978年前后重新开始起步,在方法论的层面源自于中央高层的调整战略,源自于人们接受这个国家普遍的巨大的贫困事实,那么在观念的层面,则得益于中国人开始实实在在地向外国人学习市场理念。 1979年2月19日,李先念在一份关于日本经济专家的经济发展座谈会会议纪要的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意见: 这是几个日本经济学专家对我国发展经济提出的看法和意见,值得我们慎重研究。他们提到,要先发展那些用人多、投资少、销本文由.L.收集整理路
2、广、收效快的工业,先发展轻工业。努力增加出口,特别是要提高投资效率,降低生产消耗,挖掘内部潜力,积累建设资金,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适应国际市场需要。抓轻工业,以轻养重,重工业的发展不会慢,反而会更快。外国人也看到,中国人口多,市场大,而工业底子薄弱,资金积累有限,不这样搞,工业的速度快不了。扩大内外交流,引进先进技术,更应该走这条路。不然出口怎么很快上去,拿什么去支付引进的贷款呢?我们的钢铁工业是要发展的,但是,正如他们所说,要想用钢材换取外汇,可能是不现实的,至少近期内不可能做得很大。世界上钢材
3、能力过剩,国际市场有限,我们也竞争不过人家。我们应当努力发展品种规格,提高质量,弥补钢材的缺口,争取减少进口,如果每年少进口四五百万吨钢材,就是很大的胜利。 市场元年的战略选择 许多年之后,我们辨析这一段话,能够在市场理念和历史事实的层面,发现中国在步入市场经济体系的起初之年所做出的正确的战略选择。 第一,是向海外经济体学习。 第二,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比较优势。这是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层面的一般法则,用比较优势介入国际竞争,而不是盲目追求规模、速度和高科技水平。彼时中国的比较优势,当然是那
4、些用人多、投资少、销路广、收效快的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市场的发展,的确就是政府有意识退出了轻工业领域,让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进来,构成具有市场意义上的完全竞争,不仅基本解决了国内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且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 第三,明确了市场和企业的内部管理理念。放弃以规模和速度评价经济发展的思路,转而考量投资的效率,计算企业的成本等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至少在8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样的基于效率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共识。但需要指出的是,后来政府考评经
5、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已从对效率的考量转到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考量。 第四,找到了工业结构平衡的基本方法。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开始真正走出经济发展等同于钢铁发展的思路,走出50年代大炼钢铁的思维方式,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平衡不仅可以解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能拉动钢铁等象征国家能力的重工业水平。 第五,理顺了一种致力于贸易平衡的外汇储备秩序。长期以来,由于经济水平过低,中国的出口能力低,相应的,大量的关键要素产品需要进口,这形成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贸易不平衡,进口远远大于出口,外汇储备几近于无。在这种局面下,
6、发展轻工业产品,鼓励出口,同时减少钢铁等材料的进口,就是对贸易不平衡秩序的扭转,当然也是中国积累外汇储备的开始。许多年后,人们发现,曾经贫穷到整个国家竟然没有外汇储备的中国经济,已经拥有几万亿的外汇储备,这样的历史性改变,就起步于百废待兴的1979年。 中国式的现代化 李先念的经济思考正在成为经济的事实。不过,在面对市场转型,面对国际贸易的时候,中国也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坚守意识。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中英文化协会代表团的时候,对于即将展开的中国经济,做了如下阐述:我们的概念与西方
7、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一些。 回望历史,我们发现,这句话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要点,即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坚守自己的特色。按照这个思路,过了几天,邓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讲话,细化了他的这个观点:我同外国人讲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提高。 邓的这些话,许多年后再来体察,也是大有深意。一方面当然是强调已经形成的体制框架,另一方面则是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即中国
8、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再次出现大跃进,必须循序渐进。而另外一个有深意的表述,则是接下来的经济发展,在国家层面,主要是强化提升国家能力,而不是致力于提高人均收入。 许多年后,当我们把李先念的经济分析和邓小平的体制框架结合在一起观察,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一种经济和市场层面的开放与改革。这成为后来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方法,也是理解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基本路径。离开这一点,人们或许会低估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或许又高估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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