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宪法监督冲突述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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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宪法监督冲突述评论文【内容提要】德国宪法监督冲突是怎样产生的?都有哪些表现?如何看待和评价它们?这些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摘要题】外国法制【关键词】德国/宪法1951年9月28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总统特奥多·霍斯(TheodorHeuss)和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Adenauer)庄严宣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成立。2001年9月28日，德国在毗邻法国的西南边陲城市卡尔斯鲁厄(Karlsruhe)①(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在地。德国统一以后，其它四大宪法机构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总统、联邦总理都搬到

2、柏林，只有联邦宪法法院滞留原地。)隆重举行仪式，庆祝联邦宪法法院成立50周年。出席庆典的有德国五大宪法机构首脑②(注：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odell)。欧洲在过去几年中显然是这种独立模式占上风，属此模式的国家有比利时、法国、希腊、意大利、列支敦士登、西班牙、波兰、葡萄牙、土耳其、匈牙利、捷克和俄罗斯。详见RainerichelFromont,DasBundesverfassungsgerichtausfranzoesischerSicht,in:DieOeffentliheVerent，DasParlamen

3、t,同第24页注③。)魏玛宪法在德国历史上是第一部民主宪法，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积极影响。它首次规定在国家层次设立诉讼法院，主理涉及联邦制国家的宪法冲突问题，然而，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法院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宪法法院，魏玛宪法也没能阻止法西斯政党上台执政，且本身机制上的缺陷还构成纳粹党上台的一个因素。⑨(注：对这种民主制孕育了独裁制的现象，各国学者都进行了深入探究。甘超英的归纳比较全面，如民主的误区、几大宪法机构之间权力关系的失衡等，同第24页注④，第7-9页。)1949年生效的德国“基本法”，明确规定设立联

4、邦宪法法院；1951年制定的“联邦宪法法院法”，实现了三权分立下宪法解释权向联邦宪法法院的转移，这是德国宪法制度史上一个质的飞跃。它解决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历史争端，汲取了特别是纳粹极权时期的历史教训，是1849年以来德国宪法监督制度百年探索以后取得的积极成果。(三)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半个世纪走过的历程是成功的。50年来，由它审理的各种案件已有13万之多，累积起来的司法档案突破100多卷，近4万页篇幅。①(注：RupertScholz，同第25页注①，第6页。)它的成功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是更加在于它的实质意义：德国联邦宪法法

5、院半个世纪的司法实践，已为20世纪德国第二次民主制度的发展与巩固作出决定性贡献，且在世界范围独树一帜、影响巨大，屡屡成为别国仿效的榜样，譬如对西班牙、葡萄牙、中东欧国家、南朝鲜、南非等就已产生显著影响。②(注：譬如西班牙人普遍认为：德国基本法是对西班牙1978年宪法影响最大的外国宪法；除了欧洲人权法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司法实践，是西班牙宪法法院最为重视的。详见RainerenschenrechtskonventionindasbritischeRechtdurchdenHumanRightsAct,in:Zeitschr

6、iftfuerauslaendischesoeffentlichesRechtundVoelkerrecht,58(1998)，S.309ff.)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只有具体的，而没有抽象的规范监督权。①(注：参见Rainer1974，S.225.)宪法法院最经常被利用的情况是执政党与反对党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对扩大客观宪法秩序举足轻重”的判决也需常常追溯到反对派的诉案上。⑦(注：参见KlausStuederOpposition?EineBilanzseit1951，in:AusPolitikundZeitgesichteB3

7、7-38/2001,S.34，第42页。)那么，反对党是否滥用了联邦宪法法院机制呢?对此问题已有实证研究作出了否定性答复。首先，定量分析已经证实：在联邦宪法法院收到的所有诉讼案中大约96%来自单个公民的宪法申诉，占第二位的才是对其它起诉作出的法官判决，只占约3%。⑧(注：参见KlausStuederOpposition?EineBilanzseit1951，in:AusPolitikundZeitgesichteB37-38/2001,S.34，第42页。)另外，1949年以后，反对党起诉案中总共只有53起获得胜诉，即完全

8、或部分地推翻了政府或执政党多数的行动。显然，成功率很低!再有，对1949至2000年底不同时期不同反对党提起的诉讼研究表明：社民党和联盟党(CDU/CSU)两大政党在野时期⑨(注：1949-1966年、1982-1998年社会民主党是主要在野党；1969-1982年、1998年至今联盟党任主要在野党。)